宦官专权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独特的一种腐败现象。唐代宦官为害之烈，时间之长，仅明代可与之相比。中晚唐时期，宦官典禁兵，掌枢密，玩皇帝于股掌之上，生杀废立，形同儿戏。文宗深愤其然，志欲除之而不得，反遭“甘露之变”，公卿大臣骈首遭害者千余人，宦者凶焰更炽。昭宗依倚朱温，最终剪灭其党，但恶垢焚衣，患蠹伐木，唐祚随之覆亡。北宋宦官干政的现象也屡屡发生，《宋史·宦官传》所列人数之多为正史之最。真宗、仁宗、神宗宠信宦官，甚至也让其典兵。有的历史学家断言，如果不是北宋国祚短促，唐代宦官之祸肯定会重演。《中官辅琳称禄山不反》极论玄宗过宠琳，“为其所误，遂致大乱”的惨痛教训，说明宦官不可信待。《裴度罢相位》论述宪宗亲宠宦官，终遭杀害的结局，说明宦官不可亲近。《昭愍遇害》通过仇士良致仕时戒其党之言的分析，揭露了宦官奸诈阴毒，惑乱人主的本质，令人悚目惊心。孙甫大声疾呼统治者要记取宪宗、敬宗七年之内相继为宦官所弑的悲剧，亲贤能，远内臣，这是对北宋帝王宠信宦官的当头棒喝。
    考辨旧史之失，抉捶史事幽隐
    《唐史论断》对唐史记载的失误，核诸史料，揣乎常情，进行了严谨详实的考辨，对唐代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深层内幕也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揭示。《刘洎赐死》为褚遂良洗冤，论定刘洎被杀决非出于褚遂良谮害，推翻了《贞观实录》、《旧唐史》对忠臣的诬蔑中伤。孙甫核诸情理，指出：“伐辽之行，太宗谕洎辅翼太子之意，洎有诛大臣之对，时已责其疏健。太宗自辽东不豫，洎谒见而深忧之，复言诛大臣事，亦与前疏健之语何异？倘为遂良所奏，太宗叠前怒杀之，迹其事状近于是矣。若洎止忧圣体，绝无他语，又引马周自明，周对与洎不异，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诛大臣乎？况洎有罪而周隐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责周也。”孙甫可谓目光如炬，一眼即抓住旧史记载之漏洞。同时他又分析了其之所以致误的原因：“盖遂良后谏废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谴，奸人从而谮构之，惟恐其无罪，故刘洎之子诉冤，李义府助之，赖乐彦玮立辩其事，遂良谮洎之言当出于此矣。又《贞观实录》本敬播所修，号为详正，后许敬宗专修史之任，颇以爱憎改易旧文，则遂良谮洎之事安可信乎？”分析透辟，推理缜密，立论确然，无懈可击。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刘洎之死时，即不取旧史之说，并在《通鉴考异》中说：“此事中人所不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无怨仇，何至如此！盖许敬宗恶遂良，故修《实录》时以洎死归咎于遂良耳。”其结论与孙甫完全一致，足见孙甫史识之不凡。《贼陷睢阳害张巡》推原睢阳沦陷，张巡等忠贞之士惨遭杀戮的主要责任在于房琯的用人不公。孙甫认为，身为宰相的房琯，因自己与贺兰进明有私怨，竟然在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乘不平之气举事”，任用许叔冀这一狡险之人，“为都将，复重其官，与节帅等，是正使各尚气势不相下尔”，终于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孙甫说：“进明虽好进，于巡、远功名不无嫉意，当南霁云求救，忠义愤发，言词哀切，足以感激于人，稍异木石者必动心。进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义者，安得绝无救意？岂非有惮而然耶？”孙甫还辨正了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中提出的“进明嫉巡、远声威功绩出己之上，不肯出师”的说法，认为韩作一为补李翰所作传记之遗漏，一为据老人传述所记，难以窥见进明之内心。孙甫又引用了《旧唐书·高适传》中高适后来写信给许叔冀使其与进明释憾，共同援助梁宋这则史料作证，最后得出结论说：“房琯挟怨用人，致睢阳陷没，颇为得实。”论证有理有据，足补旧史之不足。
    《乌承恩为史思明所害》论李光弼在史思明已归顺朝廷，肃宗封以王爵，恩宠方厚，且思明也未见有复叛之迹的情况下，随即又派人暗算史思明的失策，并由此造成“思明复叛，大乱两河，毒生民，败王师，凶势之盛，数年始平”的严重后果。孙甫认为即使史思明因叛逆之罪必不可赦，险诈之情必不可留，也应等待时机成熟再制服他，何况此时安史余部尚未平定，叛逆之党都在迟疑观望，李光弼之举无疑使叛乱者加深了与中央朝廷对抗到底的决心。孙甫的观点确为前人所未道，值得今天的历史学家认真探讨。《仆固怀恩留贼将分帅河北》反驳旧史认为怀恩此措是为了“养贼固宠”的观点，提出怀恩另有苦衷，是“有所惮而为之”。孙甫认为肃宗宠信宦官鱼朝恩，猜忌将帅，成为一大祸患，就连郭子仪、李光弼这样功高盖世的元勋重臣都不能幸免，其他将帅更是人人自危。仆固怀恩曾跟随郭、李二将征战多年，亲眼目睹二人的遭遇，心有余悸。代宗即位后，宦官程元振专权用事更甚于鱼朝恩，来瑱居将相之任，因不从元振请托，即无罪被杀，最终导致将帅离心，不肯尽忠朝廷。孙甫还举例论证说：“若怀恩止虑贼平宠衰，他无所惮，则其父子力战，不逾年平定巨贼，一门之内死王事者四十余人，此岂欲养贼乎？何以平大盗而存其余孽，是必有所惮而然尔。”孙甫由此得出结论是，怀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肃、代二人极宠宦官而忌害将相，“怀恩猜，自为身谋”，决非“养贼固宠”，孙甫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而抓住其本质，他对深层原因的发掘是令人信服的。
    在《狄仁杰荐张柬之为相》中孙甫称赞武则天“得任贤之术”，并进而透视出武则天临朝二十多年所用之人奸正相半的隐秘心理：“盖后俊智之性，有过于人，谓不用奸人无以成己欲，不用贤人无以庇己过，然持大权者多贤才也。”真是一语中的之言。孙甫能突破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大胆肯定武则天才智过人，推诚任贤，其眼光可谓高人一筹。以上数例可见孙甫史才史识兼具，既尊重史实又不为其所囿。他对旧史的考辨发微，能发前人所未发，补旧史所未及，且持论醇正，情理通达，这些成果对于今人研究唐代历史极富启迪意义。
    《唐史论断》是孙甫研治唐代历史的艺术结晶，也是我国史学批评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全书始终贯穿着“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史学批评思想。书中所论述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它们或从正面总结北宋王朝之积弊而在评论中借唐事以发表看法，或借评论唐事以批评指责当时的某些重大问题，感情强烈，立论严谨。它对北宋现实的深切关注，对唐史精确的辨误发微，充分显示出它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杰出的史学著作。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尚书刑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赠右谏议大夫孙公墓志铭》。
    [2]苏轼《答李方叔书》。
    [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4]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王夫之《宋论》。
    [5]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
    [6]《全唐文》卷六四五李绛《对宪宗论朋党》。
    [7]《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