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义之二
    确立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长期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是政党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天下，政党以带有强烈阶级特征的口号和纲领吸引选民的支持，左／右两分法是判断政治派别和立场的最有效标准。这种政治在阶级界限明显、阶级利益冲突不断的大工业时代是必然而合理的。但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二产业在生产结构中地位下降，具有分散、灵活、组织平行等特点的第三产业在就业人口和产值上都超过了第二产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在许多方面软化模糊了原来明确的阶级界限，削弱了支持阶级政党的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和吸引力。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要恢复左翼对选民的吸引力，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必须在理念和实践上改革政治规则和政党制度。他们提出了以下几个措施：
    1.在政治思维上打碎左／右两分法，团结各种力量尤其是中间力量。对中间力量的争取是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大选获胜的重要因素。为了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提出要实现观点的多元化，把更多的利益集团的要求涵盖进来。
    2.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不仅是“新左派”从左翼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而且是“第三条道路”借以重塑社会团结的凝聚力，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价值号召力。
    3.改革既有封闭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扩大制度的包容度，实现工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Modernisation）。例如，针对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工党制度，布莱尔主张工党由阶级的政党向大众（populist）政党转变，强化党领袖的权威和权力，减小工会和地方党组织对党内政策的影响，以此来使党克服传统左派政党的结构缺陷，唤起更广泛的公众的响应和支持，从而实现工党的根本性变革。为实现这种变革而在党内通过了“执政中的合作关系”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党的领袖要超越党内成员的控制，他的“主要责任……是对人民、国家的最大多数和议会负责”。除了进行党内改革外，英国工党还提出改革选举制度，用“比例选举制”，替代现有的“选区内胜者全得制”，使政治格局多元化，并扩大工党的选民范围。开放内阁，吸纳其他政党人士参加内阁，提高政治的效率，等等。
    要义之三
    由政府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
    19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盛起来。尽管对于市民社会有许多不同的认识，但基本上都肯定了它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民间领域，对政治权力的滥用有制衡作用。该理论得到执政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肯定和制度支持。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市民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了，市民社会的过强或过弱被认为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理论忽视国家应有作用的缺陷也暴露出来。显然，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协调在一起，发挥二者的合力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必然逻辑归宿，“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应运而生。所谓的“治理”指的是在政治力量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的良性关系。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敏锐把握了这种理论上的最新发展，提出要在实践上避免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对立”误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政府要成为行动的牵头人，而不是包办人。
    由政府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建立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起更多的合适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政府则要民主化，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负责的方向转变，成为公众可以信赖的公共机构。对政府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
    2.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地方放权，使之承担起更多与本地居民有关的各种职能，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央要为地方提供必要的支持。
    3.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整体型政府”。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彼此对立绊脚。
    4.实现国际和全球范围的治理。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制订国际甚至全球规则，协调国与国之间的行动，在打击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治理生态等方面进行合作。
    要义之四
    由改革福利制度，重新定位国家
    福利制度改革可能是西方国家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是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在竞选中和上台后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里根-撒切尔主义盛行的1980年代，虽然英国政府声称要对福利制度进行巨大改革，削减福利，要个人对自己负责，但改革的步伐并不大。因为从福利制度中获益的阶层是决定选举结果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主要是中产阶级。新自由主义就是由于过于纵容资本而失去了这个阶层的支持，而在选举中落败。显然，单纯地号召削减福利是对选战不利的，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替代现有福利制度的制度来安抚各阶层的选民。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折中”立场，力争建立一种能照顾到各个阶层利益的制度。他们提出：要承认新右派对福利制度的批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会导致异化和官僚主义，福利制度必须改革是不争的事实。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福利制度不是为削减而削减，关键是使它适应我们生活的新环境。要把“消极福利观”转变为“积极福利观”确立“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把原来的福利国家改革为“社会投资国家”。
    结语
    “第三条道路”的目的是走出一条不同于意识形态对立时代各种选择的新路。它在软化意识形态的同时，借鉴了西方理论界在1990年代的众多创新成果，使自己的理论更多元，与现实的包容度更强。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把所有问题的解决归结到经济问题上，相反提出了更为全面的社会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行为非常实用化，主动适应主流价值观，没有给选民“异类”的印象，这也说明左派在西方选举制度中比他们的前人更成熟。
    从1997年至今，英国工党已执政近10年，以“第三条道路”为核心的理论创新，为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辩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