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传》从个人品德、政绩、思想学术等几个层面来加以评论，总结说：“杰斐逊是中外历史上罕有其匹的集杰出的政治家、杰出的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杰斐逊的学问囊括了法律、政治、历史、语言、文学、教育、哲学、数学、建筑学、医药学、农学、音乐、天文、气象、动物学和植物学、博物、园艺、人类学、古典文学等。他还精通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以及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杰斐逊是一位学问渊博、思想深邃、取得多方面成就的大学者。他的兴趣广泛，对于一切学问都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有不同程度的造诣。”作者认为：“与杰斐逊相比，乔治·华盛顿是瞠乎其后的。华盛顿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思想上也无何建树，只有在独立战争中的军功足以震烁一时。他的历史地位主要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与杰斐逊相比，亚伯拉罕·林肯也稍逊一筹。林肯在道德和功业上，可以与杰斐逊比肩而立，但是，作为杰斐逊的民主思想继承者，他的思想既缺乏首创性，深度也是不够的。这样看来，如果把杰斐逊推崇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伟人，他也是当之无愧的。”（第1675、1680、1685～1686页）
    对于杰斐逊的评介，在国内美国史学界可谓见仁见智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对杰斐逊研究的深度和成就来说，国内尚无其他人能和刘祚昌先生相比。因此，称刘祚昌教授是我国研究杰斐逊的第一人是无可置疑的。
    刘祚昌先生研究杰斐逊民主思想和实践的成就，给我们太多的启示。
    第一，刘先生研究杰斐逊的超人成就，不仅得益于他的深厚的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功底，而且受惠于他对于美国历史及社会文化的深刻了解和探索，还和他的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分不开。而在这几个方面，我们的不少学人与先生的差距甚远，不仅先天不足，而且还后天乏力。尤其是受到现行数字量化奴役的摧残，难以产生像刘先生这样的历史人物传记学家。
    第二，刘先生对于杰斐逊的研究，不仅数十年如一日全力以赴地投入，而且心怀对于民主和人民的热爱、追求和向往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倾注了刘先生本人的人民民主哲理和思辨，其中包含他本人酸甜苦辣的人生阅历，对于我国人民民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深刻体验。
    第三，刘先生研究杰斐逊的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刘先生在《全传·序》撰写时说，力求“用很大的篇幅来写杰斐逊的私人生活琐事”“利用丰富的史料，把传主一生的方方面面都写出来”“凸显出传主的个性特点”“力求做到生动流畅，措辞典雅，并且适当地运用一些古人成语”“力图用中国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而且在适当的地方联系或对比中国古人古事，以加深中国读者的理解”。这表明具备了像刘先生这样的历史人物传记学家的撰写条件，还得和中国的实际相联系，写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历史人物传记来，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起来。
    第四，在我的印象中，这十多年来，刘先生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学术界和媒体甚至连他人在何方都不清楚。他甘愿多年坐冷板凳，甘于孤独寂寞，无私奉献于研究杰斐逊的学术事业。谁能设想一个已经七旬以上老龄的学者，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默默无闻、勤奋耕耘十余年终成正果呢。
    我们纪念刘祚昌先生，就是要认真学习和实践先生的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不做数字量化的奴隶，全身心地奉献学术和教育事业。我们的教育和学术管理部门也要认真反思如何改革我们的不合理的学术和教育管理制度，让创新型学术带头人脱颖而出。
    刘先生未了之愿是整理他的学术文集并早日出版。在纪念刘祚昌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殷切盼望尽快读到他的学术文集，以更加全面地研究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
    注释：
    ① 详见《沉痛哀悼刘祚昌先生》唁函（2006年3月12日）、《锲而不舍 严谨治学--深切怀念刘祚昌先生》（2006年3月13日），载《美国史研究通讯》 2006年第1期。
    ② 在90年代中期前，刘先生研究杰斐逊的文章可见：“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论杰弗逊的教育思想”， 载《山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杰斐逊改造美国土地制度的宏图”，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4期；“杰斐逊与美国宪法”，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杰斐逊的农业理想国”，载《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论杰斐逊的独特风格”，载《文史哲》1990年第3期；“杰斐逊与美国现代化”，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杰斐逊、麦迪逊与共和党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③ 黄安年：《美国的崛起》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 有关国内对杰斐逊评价的代表性见解， 参见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第115～11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绍湘：《美国史纲1492-1823》第451 ～454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黄安年：《美国的崛起》第101、1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