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发生在旧制度后期的这场关于“民族”的争论，并不拘泥于理论上的建构，也并不仅限于政治圈子。在矛盾双方和其他因素的推动下，它深深地渗入到了当时的公共舆论之中，民族主义才在更为广泛的传播中得到更多的认同。
    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驳斥对方，进而影响舆论、争取更多的认同和支持，高等法院和政府都采用了18世纪最常用的办法：利用出版物。高等法院的成员不仅出版了大量署名或匿名的书籍、政治性小册子，甚至还将本应保密的诉状内容出版，使之公之于众，以求更有力地谴责王权和政府、并阐述自身的立场。单在莫普改革期间，自称“爱国者”的高等法院成员，就撰写出版了500-600种小册子，批评莫普的专制主义。对于王权和政府而言，最初使用了检查制度来控制反对改革的出版物；至莫普改革期间，它们也意识到了出版物的重要性，因此直接投入到这场以出版物控制舆论的斗争中。一方面资助大量书籍、报刊与政治性的小册子出版，另一方面打击反对改革的出版物及其销售者。（23） 正是在双方较量的过程中，“民族”一词的见诸纸端的频率急剧提高。据不完全统计，1690-1709年间出现的书刊中，每10万词，“民族”一词出现4.7次，而至1750-1769年间，则出现22.2次， 1770-1789年上升为22.5次。（24） 除了政治性的著作和小册子外，对民族历史， 尤其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进行浪漫描述和歌颂的作品也是这一时期各民族主义话语重视的对象，因为它们普遍意识到，对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歌颂可以更好地激发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故而在旧制度后期，以此为主题的文学传记、戏剧乃至艺术作品，数量激增。尤其是传记，成为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最常用的手段。除了利用出版物外，各种话语还试图通过学院、沙龙、咖啡馆等公共空间在更大范围里宣传民族的概念和民族主义，并引导舆论。它们还注意到公共仪式在建构民族主义认同中所起到的作用。
    显而易见，对于力图引导公共舆论的“哲学家们”而言，他们不可能不参与到民族主义传播这一重大过程中来。启蒙思想家们的影响无疑首先在于他们的著作，狄德罗、卢梭、霍尔巴赫、马布里等人的著作在旧制度后期相对更为广泛的传播，对于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而在历史和伟人的描画和称颂方面，不仅那些著名的“哲学家”从事过此类工作，就连那些默默无闻、鲜为人知、居于启蒙运动下层的文人，也处于生计需要，撰写了不少传记。也许他们的本意并非为了强调民族情感，但在客观上却也达到了类似效果。（25） 此外，具有启蒙性质的学院，也常常用征文和演说的方式来使爱国主义得到更广泛的讨论和传播。尤其是学院的演说，在激发和传播民族感情方面，更是具有某种仪式的作用。（26） 从1758年开始，法兰西学士院颂文的主题从之前的宗教转为历史伟人。
    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几个年头，通过在公共领域的争夺，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但是，在政府和高等法院的对抗中，不仅没有一方的话语能将对手击溃，获得统治地位；反而在长期的冲突中，双方的话语都变得愈来愈无法令人信服。同时，共和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却获得了愈来愈多的认同。一切权威源于民族的最高意志，而不再是某个等级或某个人。这一观点得到了更普遍的接受。这在大革命前夕西耶斯所著的《什么是第三等级》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耶斯写道：“国民存在于一切之前，它是一切之本源。它的意志永远合法，它本身就是法律。在它之前和在它之上，只有自然法。”（27） 民族也不再是某个团体或等级，而是包括所有的法国人。这种观点普遍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小册子中。只是有些小册子认为民族包括了教士和贵族，但更多的小册子则强调基于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民族只包括第三等级。这样的民族，由于众多重大利益，如税收的一致、税额的平等、政治自由、个人自由等的联合，是不可能再被分开了。（28） 而对于爱国主义，共和主义将其与美德相结合的立场，也得到了更多认同。如穆尼埃就说：“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中维持秩序的秘密源泉，而对于其存留，其内在的良好、其外在的力量和荣耀，美德则是最为必须的。”（28） 而至大革命的前夜，民族、祖国的观念更是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甚至连小贩在叫卖物什时，都会加上“民族的”这一修饰语。（30）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民族和民族主义已经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我们却很难断定存在着某种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民族主义。在公共舆论之中，无论是维护国王或高等法院的民族主义话语还是共和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都只是旧制度后期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种。依旧有人维护国王，认为他是民族的代表；高等法院仍然在宣传自己是作为抵制专制的民族代表团体而存在。只是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化，这两大话语的影响力日渐衰微；而更具共和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影响日增。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没有马上改变旧制度后期众民族主义话语并存的状况。革命的最初，国王也曾被寄予厚望。但随着革命变得越来越激进，国王逐步被排除在民族之外，进而甚至成为民族的敌人。在政治行动中，革命者逐步选择了激进的、共和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民族代表从具体的个人形象变成了抽象的概念，君主的主权逐步为民族的主权所取代。然而，被革命者抛弃的话语虽已然式微，影响远不及前，但是它们并没有死亡。它们也在试图和其它的话语相结合，并扩大影响。譬如，支持王权的民族主义话语在大革命的反对者中仍然长期存在。著名的反革命者约瑟夫·德·梅斯特就结合了卢梭思想中的某些观点，力图论述民族主义与君主制、天主教之间不但不存在任何矛盾，反而是和谐而紧密地相结合着的。这种貌似过时的话语，在19世纪又对如勒南、丹纳、巴雷斯和莫拉斯等民族主义者或多或少产生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