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础是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鼓舞下，进发出的充满活力的持续性进步。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曾摈除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的理解，如果没有树立起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自信，如果离开了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思考，如果不能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实际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就不可能打破持续已久的学术研究的困局，就不会有中国历史学繁花似锦的局面。
    今天，在梳理和总结近四十年理论走向的轨迹时，我们应该做好重新出发的准备。那些长期以来存在的难点和疑点问题，那些在以往的讨论中有待进一步澄清的方面，那些新发生或新发现的学术现象，那些在具体研究中令我们所感受到的困扰，都需要我们付出应有的精神努力。
    从学科的角度说，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它与现实的关系。从逻辑的根源上说，这是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知识的自律与实践的关系，是知识在获取后如何回应提供知识对象的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
    历史研究是否需要指向现实，历史知识是否要介入现实世界，历史学是否要具备现实的品格，历史学家是否要具有对现实关怀的精神，这些问题长期存在着不同意见，是一个历史学界国际性的“普世”问题。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界，肯定历史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有限度地承认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以及强调历史学与现实无关且要避免二者之间关联的三种认识并存于世。
    “求真”和“致用”是中国传统史学赋予历史学的两个最为耀眼的功能。让我们的视野回到20世纪前期。新史学的兴起，不仅没将这两个功能消减，相反，关于“求真”和“致用”二者之间畸轻畸重的争论和实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最为常见也最容易引发争论的话题之一。这一重要学术现象的出现以及所表现出的趋势，不仅根植于中国本土的固有学术传统，也受到当时中国所处社会背景的深刻影响，并获得了一些外来思想观念和学术观念的支持。因此，这一时期的大趋向是将“致用”作为历史学的目标。新史学倡导者们“谈学术而兼涉革新”，强调“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柳诒徵：《历史之知识》，《史地学报》第3卷第7期，1925年）。而在中国现当代史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一边倒地将史学的“致用”作为其学术价值的终极体现。其中，较浅层面上的“影射”和“比附”存在于此时和此后的不同年代，较有深度的努力则是试图通过对历史现象的研究，总结历史规律，并以之认识今天和未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情形在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身上都有体现，例如翦伯赞即明确指出：“我们欲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当求之于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而当求之于历史。”“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35页）同时也撰写了多篇借古说今的文章，如《孙皓的末日》（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17日）、《评南北朝的幻想》（香港《文汇报》1948年11月12日）、《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香港《文汇报》1948年11月12日）。这一现象显示了“致用”是在泛化框架中展开的，而这一点恰是“致用”被诟病的重要原因。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致用”同样被视为历史学的重要价值。钱穆提到“历史智识”这一概念是指通过对历史的认识而得到的判断，获得的智慧。在这一点上他持有与时俱进的观念：
    “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计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钱穆：《国学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我之所以专门捃列钱氏的文字，意在说明对“新史学”和唯物史观均作排斥且不专治理论的史学名家，自觉且努力地践行着历史学的“致用”，显示出“致用”观之深入人心。在上述文字中，钱穆不但不反对“历史智识”的随时变迁，而且还主张“历史智识”应当贴近现实，应当鉴古知今--在这一点上，钱穆与并世同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实无不同，而钱穆本人认为，他重视史料而“革新派”则空谈史识。他自认所追求的是“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钱穆：《国学大纲》“引论”，第8页）。在这里钱穆又表现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实践观的某种认同。而常为人们所提及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陈垣这样传统史学功底深厚、学问笃实的大史学家，在抗日战争期间，更进一步提出“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陈垣：《通鉴胡注表微》，《陈垣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扩大了“致用”的底线。这个表述实际上已触及到当“真”和“用”出现矛盾时，历史学家如何面对，又如何处理。
    中国近代史学上的“求真”和“致用”实际上包含了这样几个问题：是以“求真”为目的，还是以“致用”为目的？为了“求真”是否可以放弃“致用”，或者相反？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历史学的“工具性”。一切学问，当它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成为个别人自娱的生活方式，它必然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样，对于历史学这样一门基础学科来说，过分强调它的“工具性”，以致将这门学问用“工具主义”来统领，同样会使其丧失生命力。总之，“求真”和“致用”是否必然相互排斥，二者在怎样的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获得平衡，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然而，当“求真”和“致用”之间发生对立时，又当如何解决？20世纪30年代“古史辨”学派破除“三皇五帝”上古史体系而引发了弹劾官司，顾颉刚声明：“我们无论为求真的学术计，或为求生存的民族计……就当拆去其伪造的体系和装点的形态而回复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晓然……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顾颉刚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这实际上部分回应了上述问题，然而在学理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说明依然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