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意见不同，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看法，即历史学是“无用之用”之学，它只应求“真”与不“真”，而不应理会有“用”和无“用”。它应当与现实形成距离，从而保持自身的科学性。这个意见实际上对“求真”和“致用”如何获取平衡提出了回应：舍“用”而求“真”。这个观念的源头之一可能是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的如下表述：其一，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是，没有人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其二，每个时代都有特殊环境，一般的笼统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同样情形徒劳无功（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4页）。
    “无用之用”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有意义的问题：即历史学的科学性如何获得？我个人未必准确的意见是，这种看法在逻辑上存在着偏差。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不是一潭止水，它始终处在变化的过程中，同一个历史现象能够在不同时代引起人们的兴趣，并不在于这个历史现象本身，而是来自于不同时代人们在各自时代背景下对它认知的差异。这就是说，不同时代历史学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现实所提交的，从而每一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学。由此出发，每个时代的历史学的科学性的保证既来自所有时代历史学所共有的“求真”品质，也来自于对特定时代现实向历史学提交问题的回答。“真”有大“真”和小“真”。讲清楚了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现象等等的基本情形亦即接近历史原态，是为小“真”；在此基础上开掘出、延伸出、展现出小“真”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则是大“真”。小“真”可以有其止境，而大“真”则绵延无境。“无史学之求真，即无史学之致用，无史学之致用，即无史学之求真。”（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离开了对现实深切和真挚的关怀，历史学将会驻足不前。
    或曰：肯定或强调了历史学的实践性可能有将历史学功利化的危险。这种危险确实存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出于各种考虑，将历史学作为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努力的过度化或多或少会牺牲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其实，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有着冒险性的学科。我们对往昔的岁月残片缀合，对其真实性的认定，也具有很大的风险。这是否就是我们放弃自己追求的理由？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以为，学术共同体自身的过滤机制是防止并且能够防止历史学的实践性偏差泛滥的重要保证，那些不当的历史比附，那些为迎合现实需要而去曲解历史，那些将历史作为当下某些政策的注脚，等等，最终都不会成为我们知识体系的有效成分。因噎废食，失于明道，古今至理。而更为重要的是，如同任何学术活动，历史学的实践性需要多种声音，包括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声音，只有在多种声音的交流中，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历史学实践。
    总之，“求真”和“致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诉求，前者显示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后者则展现了历史学的实践性。作为社会和人文基础学科，历史学尤其是距离当下较为遥远的古代历史研究工作如何体现出它的实践性，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用”在何处？何以“致用”？不仅显示出历史学家的现实担当，也体现了历史学自身的成熟度。在我看来，历史学的“致用”不是将历史简单地与今天比附，也不是将历史知识作为应付当下的实用工具。历史学的实践性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是通过对历史的认识，明了我们生存的文化根脉；明了我们漫长的发展路径；明了我们从哪里来，怎么来；向哪里去，如何去；从而向公众、社会和国家提供丰富的、有说服力的、有建设作用和启发意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
    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如何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主要来自于历史学的学理特征。历史学是一门记忆的学科，它通过对以往历程的回顾、追忆和反思，使得过往的痕迹成为对当下和未来有益的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不断积累，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历史经验”。对这种经验的凝炼和升华，便产生出“历史智慧”。人类历史的每一个进步，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都建立在历史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对历史经验形成自觉的追求，能够对历史经验进行理性的探究和总结，是人类区别于我们所在星球上其他动物的一个标志。就此而言，历史经验是体现了历史学价值的重要表现，对“历史经验”的关注是历史学实践性最为重要的内容。
    从方法论看，对“历史经验”的考察有三个值得重视的方面。
    首先是“求真”和“致用”的关系。前面提到顾颉刚反对以“用”害“真”的意见，我个人深以为然。学科的功能与这个学科特有的属性和体系密不可分，脱离了这个学科所具有的要求，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学科的自律，从而也就必然成为不属于这个学科的内容。如众所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有其艺术性的一面，历史学所追求的“真”与自然科学所说的“真”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真”是历史学的基础，努力寻求过往岁月的真相是历史学者的首要职责。一旦离开了“真”，历史学的楼阁便会坍塌。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历史经验的获得是以“求真”为基础的，离开了历史的真实性，必然会导致对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误用和滥用。有一种意见认为，与自然科学不同，在历史学领域，知识的致用性并不必然以知识的真实性为前提，求真与致用之间缺乏天然的联系。这种看法值得讨论。如果说我们刻意渲染历史的某一个方面，并在其中掺加了个人的想象，并编造出不存在（至少在史书记录上不存在）的历史故事，以之“致用”，并获得了相应的“用”的目的，这种“用”是艺术想象的“用”，与历史学学科特性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虚假的历史知识在某个时间段获得了“用”的一些实例来证明“假”可致“用”。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这种“用”是无效的，也是与我们所说的用完全不同的。以不真实的历史知识为现实服务的事例过去曾经出现过，无论倡导者和实践者的本意如何，其结果不仅损害了历史学的尊严，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不能对现实产生出积极作用。这种两败俱伤的教训需要我们认真汲取。
    其次，历史学者群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学术共同体，它介入历史经验领域应当以其专业性的学术底蕴和学术视域作为基本框架，应当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唯上，不媚俗，不盲从，唯其如此，他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便具有了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这种纵深感是以对各种各样历史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把握为出发点，以“历史经验”的规律性总结为依归。明人方孝孺在《深虑论》中分析了秦以降至宋诸王朝衰亡的原因，他说：“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四部丛刊本，下引同）在这里，他提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及将其运用到现实中的困难，这个思路值得我们重视。在这篇政论的开篇，方孝孺指出：“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在这里他提出了历史经验与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在方孝孺看来，如果不能把握或顺应“天道”，社会危机就会不断发生。文中所说的“天道”接近我们所说的规律性。这个思路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深切理解历史经验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努力把握“历史经验”蕴含的规律性的内容，应当是我们“致用”的方向。
    最后，人类历史是一条变动不居的长河，历史经验同样如此。历史经验的存在状态对历史经验的研究者无限开放，同一个历史实态因研究者对其存在状态及其与现实的关联的理解区别，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历史经验。安克斯密特将历史经验分为主观的历史经验、客观的历史经验和崇高的历史经验三种类型。尽管我们所说的“历史经验”与其所言有不同之处，但个人对历史知识的独到的理解和判断，对“历史经验”个性化的解读，是“历史经验”得以丰满、得以推进的一个源泉。如同我们的其他研究可能会长期处于一种未决状态，对历史经验的梳理、研究和总结也有相似的情形。不同时代研究者的学术创造力，不同研究者对历史和当下理解的差异，注定了历史经验是一个开放的并且不断延伸的动态过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同样可以说，一个时代也有着一个时代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表达。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做出如下判断：一个时代所需要的“历史经验”来自这个时代历史学家对现实的体验；“历史经验”的有效性具有特定的时代指向；“历史经验”的结论具有不确定性，但“历史经验”的意义则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