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以人类自身生产为前提的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理所当然地有其本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婚姻人际关系所表现出的社会组织系统，属于社会构成的特定形式范畴，故其婚姻形态总是与相关的经济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内约外规相适应。本文拟就商代婚规婚礼以及求生、冥婚、名子礼俗等，试作考察论析，尚冀读者赐以批评指教。
    一、贵族的政治婚姻
    商代流行族外婚，夫妻的“生育之家”，通常只能依附于父家长制下的家族组织群体而存立，像后世以个人本位为特征的“昏时行礼故曰婚，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①的婚姻形态，还不曾真正形成。受血缘亲族集团系统的支配，婚姻主体的男女配偶降到次要位置，而宗族与外姻的亲属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犹如《说文》所云：“婚，妇家也”，“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当时的婚姻是以家族为本位，“壻之父，妇之父，相谓曰婚姻”②，由此直接导致其宗亲和姻亲两大亲属组织的社会力量整合，产生十分有效的凝聚作用。所谓“古者婚姻为兄弟”③，揭示了这方面的实质性内容。因此，商代族氏组织的权贵，常利用这种婚姻规约，追求其更高的政治目的。
    商族开国之主成汤，即有过这类政治婚姻。《天问》中有一节发问：“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旧注谓是“汤东巡狩，至有莘国，以为婚姻”之事。成汤与有莘国联姻，有其初衷，《吕氏春秋·本味》作了追述：“（伊尹）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高诱注：侁读曰莘）。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於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这桩婚姻，汤娶了有莘氏之女，在促进商族与有莘氏交好关系的同时，又巧妙得到对方媵臣伊尹。因伊尹之贤，而被“汤举任以国政”④，后为商族的壮大作出了贡献。可见家族本位的婚规是贵族政治婚姻的社会基础。
    殷商王朝与异族方国间的政治联姻，甲骨文中屡见不鲜，如：
    ……取女……（《京津》1019）
    取干女……（《合集》）21457）
    取仿女（《合集》676反）。
    取乂女（《甲》2287）。
    甲骨文中“取”字用法颇多，上述诸辞中的“取”，当读如《易·咸卦》“取女吉”，以及云梦秦简《日出》简812“以取妻，男子爱”、简984“取妻多子”的“取”，意同娶。《礼记·郊特牲》云：“取于异姓”，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谓：“取一作娶。”凡言“取女”，或兼记女子所出族氏国名，其中当内涵着基于以家族本位婚姻为中介的社会规约。殷商王朝与各地族氏方国的通婚，已成为羁縻和实施其国家统治的重要政治手段。
    当时，臣属于商的各地族氏方国，亦每主动嫁送女子与殷商王朝，用结姻亲的方式，稳固双方的政治关系。甲骨文有云：
    丁巳卜，古，贞周氐秦女（《合集》1086正。）
    贞吴氐角女（《合集》671正）。
    丁酉……执其氐主女（《合集》1087）。
    氐字有进贡性质，氐女、氐某女，是向殷商王朝贡纳本国族或本地域领属某族氏之女。氐女之周，甲骨文有“周侯”、“周方”、“令周”⑤，知为殷商臣服方国。吴，有“使人于吴”⑥，是知为族氏名。执，传世殷器有“执”字“徽识”铜觯⑦，石家庄地区曾出土带“执”字“徽识”的铜爵⑧；可见是与商关系甚密的国族名。凡此族氏方国，向“大邦”商国嫁送女子，有的出自政治义务或自愿，但有的则迫于王威。它辞有云：
    呼取女。
    呼取女于婪（《合集》9741正）。
    呼取屰（《乙》6948）。
    呼取郑女子（《合集》536）。
    “呼取”有强制命令意味，即所谓“君取于臣谓之取”⑨，与单言“取某女”有区别，可能因王者的贪恋女色，或女方势单力薄等等原因，才有此政治强迫婚姻。如《殷本纪》载商末纣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国语·晋语一》谓：“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这类嫁女，完全是受制于商王的淫威，迫于时势，女方族氏不得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