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开始实践魏源主张并在“技”的范围上有所扩展，但其世界观却没有实质性进步，只不过将纪晓岚提出魏源引用的话更简捷地概括为“中体西用”，仍然视西方为没有文化地位的“夷”类。正如洋务重臣曾国藩所说：“外国之所长，度不过技巧制造、船坚炮利而已。以夷狄之不知礼仪，安有政治足言？即有政治，亦不过犯上作乱，逐君贰臣，蔑纲常，逆伦理而已。又安足法”⑤。梁启超曾对这种历史变而世界观不变的状况有所指陈，他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能使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数十年来，士夫已寡论变法，即有一二，则亦惟兵之为务，以谓外人之长技，吾国之急图，只此而已。众口一词，不可胜辨。既闻此言，则益自张大……梁启超曰：嗟乎！亡天下者，必此言也”⑥。此论不谬。甲午海战，大清舰队实力并不比日本舰队差，但仍是一败再败，全面崩溃。为什么？理由原因可以举出很多条，但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是用封建的旧脑筋来办洋务、兴军事、指挥作战，总根子还在世界观上。
    到变法维新之士，虽然认为中国政治非实行变法不可，但仍不肯撕掉那块遮羞布，而提出什么“西学中源”的观点。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古代世界观的变种而已，还是在内心中看不起西学。在他们看来，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没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从我们古代学去的，我们古代儒家经典中早已有之。因而与其说是学西方而变法，不如说是借古尸还魂，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有天壤之别。因而当时作为变法指导思想的，并不是康梁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与了解，而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之类东西。这就为坚决反对学西方的封建卫道士们留下了口实，既然我们老祖宗早已有之，发扬古典就行了，何必要向西方看齐？
    从林魏到康梁，这些“先驱者”在世界观上都是如此，至于一般君臣士大夫民众，更为传统天朝观所束缚。清廷君臣最怕的莫过于见洋人，道光咸丰两帝为此不惜以钱财国士为代价。咸丰为此宁愿躲在寒冷的避署山庄过冬直至死去都不肯回北京；为羞于见洋人，博学的倭仁以伞遮面。为了阻止中外互设使馆建交，周祖培代表诸王大臣上书力称外国使节驻北京有“八害”⑦；为阻止学习西方，本无上奏资格的杨廷熙竟能破例上五千言之长奏，认为设同文馆其事其理其心有“十不可解”⑧，大肆攻击学习西方之士。
    鸦片战争初期，为抗敌取胜计，本来应下一番冷静理性的“知彼”苦功，但其时广东前沿的士大夫民众却为偏执狂热的情绪所左右。在《全奥义士义民公檄》《广东乡民与英夷告示》中宣称：“恭维天朝大统”，周边蛮夷各国“莫不候风占月，输忱效顺。乃独有英咭利国者”，“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有何长处”，“尔恃船只坚固，炮火惨烈，火箭威猛。尔除此三物，更有何能”？“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何知忠孝节义，何知礼义廉耻”，“我天朝茶叶大黄，各种药材，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⑨。在此氛围中所了解的夷情、采取的对策又怎能不失真失效、事倍功半？又怎能谈得上近代世界观的形成？
    可见历史已进入近代几十年，传统的天朝观却稳如泰山，始终在从先驱者到一般人的头脑中作怪，虽一变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不肯承认西方应有的文化地位，而死抱中国之“体”不放。因而所谓“师夷长技”也正名符其实，始终在“技”的范畴内打转，而不愿亦不敢正视西方之“体”，把一个整体的西方作为自己“师”的对象，如此学西方不事倍功半又有何出路？
    正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与社会氛围中，徐继畬顺应了历史潮流，在国门已被打开，中国已进入近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传统的天朝观念和心态中清醒了过来。不为世俗和社会名流的看法所左右，而是冷静地理性地对被国人贬鄙得不值一提的西洋人进行系统而不带偏见的研究，从而较为清醒地看清了来犯之敌的真面目，看到了中国所面临危险的长期性严重性，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时代特征，从而使自己的世界观为之一变。初步地，尽管是粗糙地，然而却十分难能可贵地形成了近代世界观，成为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一代宗师。
    三大突破及其近代世界观的形成
    近代客观环境、社会氛围已如上述。但毕竟国门已打开，客观现实对天朝观不能不形成冲击，也不能不留下烙印。历史选择了徐继畬这位厦门福州两口通商的管理者，清廷“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⑩。其实说也简单，西方的船坚炮利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是包括林则徐、魏源在内的先驱者都已看到了的，徐继畬只不过是多问了几个为什么：为什么西方有船坚炮利？西方仅仅是船坚炮利吗？如此而已。但正是他的这种“寻根究底”，使“最早赴华的美国人公认，徐继畬是中西文化交流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一位美国学者如是说；“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启蒙思想家”，“他的代表作《瀛环志略》便是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宣言书”，“我们有责任还他本来面目，给予应有的客观的历史评价”（11），一位中国学者如是说。
    所谓近代世界观，就是从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承认世界的多元性，承认中国是多元世界中的一元，承认西方各国与中国有对等的地位；从华夷之辨中解脱出来，在事实面前承认西方的文化地位和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反思中国社会，主张改革开放，学习西方，走自强抗敌的近代化之路。近代世界观是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灵魂，是摆脱落后挨打局面，振兴中华民族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前提，是近代国人的正确抉择。
    就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样的社会氛围中，徐继畬独自承受着文化民族地位这三重压力，甘冒被世人误解、为世俗所垢诬之险，实现了三大突破，初步形成了近代世界观，为他进行近代化启蒙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国人学习西方奠定了坚实可靠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