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畬对时代的认识基于他对西方世界及其实质较为透彻的了解。他看到，英美法各国已在西方崛起，不仅军事实力强大，而且文化亦很发达，实属文武兼备之国度。况且他们已经实现了交通运输革命，船舰实现了机械化而可进行环球航行，“火轮船行驶甚速，不畏风浪”，日行千里的火车也在西方出现并发展很快。如果说在交通不发达时代闭关锁国尚有可能的话，而交通革命后的今天这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了。因为他发现，西方对中国构成威胁是与近代西方交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西方“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过去是“求疏通而不得”，而今则是“欲隔绝而不能”，这正是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古今一大变局”。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光荣孤立观已为严酷的现实所打破，世界进入了一个各国“比权量力相为匹敌”的新时代。
    徐继畬还发现，在这个以实力相匹敌的新时代，西方各国之所以对中国虎视耽耽，步步进逼，是一种非“偶然”性的为其“国计”所驱使的本性所决定的行为。因为这些国家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而“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他们在世界各地到处建立港口，发展贸易，“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以上引文均见《瀛环志略》）。这并不意味着徐继畬为西方不远万里侵略中国进行开脱，而是他看到了只要西方各国存在，这种以武力为商贸开路的作法就不会改变，且压力会愈来愈大。这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一味退守始终是被动的，而要强大起来，商贸是其源泉。较之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的看法更符合历史的真实，看得更为深远，亦更具有近代性。也就是说，徐继畬已经初步形成了近代世界观。
    一代宗师徐继畬
    在国门已被打开再无法关上的近代中国，以“中＝夏、西＝夷”、“中＝体、西＝用”为特征的天朝观是一副“有色眼镜”，严重阻碍着国人去看清世界、看清时代、看清敌人，严重阻碍着国人做这些必不可少的向西方寻求真理、学习西方的前提性基础工作，也就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的成败。由此可见，能否摘下这副“有色眼镜”是测试一个人是否具备近代世界观的试金石。
    在近代中国，徐继畬是勇敢地摘下这副“有色眼镜”而实事求是地观察面对客观世界的第一人。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指出的，正是由于“徐继畬摒弃了以前那种狭隘的世界观念”，因而他“并不害怕与西方人的直接接触和思想交流”，“徐继畬尽其所能地从译成中文的材料中，从在他管理下的通商口岸住着的西方人那里了解外界情况”，“在新的环境里，他的才华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信息持感兴趣而开放的姿态。他异常敏捷地引进西方文明的活水，从而使他获得对中国问题的更为实在的洞察力”，“于是，《瀛环志略》变成一部便览的指南。它向中国统治者们提供了对世界开明的看法，及以现代化为主旋律的令人信服的陈述：自强；官商结合；务实的外交；参考令人羡慕的彼得大帝计划，引进有用知识……徐书还提供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实情。他认为，有效地把人民及其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是欧美强大的本源”，也是中国人应该学习的榜样，只有走近代化道路，才能够“抵御欧洲强国的侵略”（15）。徐继畬的一代宗师地位便由此而得以确立。
    徐继畬是近代国人平等看世界进而认识世界的一代宗师。在当时，西方富强文明值得效法本是不争之事实，徐氏亦作如是观。然而满脑子天朝观的卫道士们却不能容忍并把徐氏对西方的客观陈述当作其“罪状”来驳斥。说徐书“谓英吉利为欧罗巴强大之国”，“尤称其雄富强大”；“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故主张对徐继畬“上章劾之”，对徐书则“书版狎令毁销”（16）。连洋务重臣曾国藩都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17）。而具备了近代世界观的郭嵩焘却对徐继畬的先见之明钦佩不已，在与人书中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18）。变法领袖康有为承认，徐氏的《瀛环志略》等书是他“讲西学之基”，从这些书中他“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19），从而走上变法维新之路。
    徐继畬还是近代国人走出封闭、走向世界的一代宗师。虽然他自己未能走出国门，但其世界观走出了封闭，使近代国人走向世界的许多“第一”与他有关，这显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例如，近代国人中第一个走向世界的是祖籍福州的厦门青年林鍼，他1847年从徐氏所管辖的厦门出发到美国工作一年有余，1849年初回国后写成《西海纪游草》，徐氏为之题以“鹭岛十二峰之外，鹏程九万里而遥”进行褒奖。近代大清官员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是徐氏的好友斌椿，他出国前徐以总署大臣身份接见并赠以《瀛环志略》，后又为其回国后写成的《乘槎笔记》欣然作序，对其“慨然愿望”“亲历殆遍”西方各国“以联合中外之情志”的行为予以赞赏。近代第一次以使臣身份出访的志刚、孙家谷在回国后写成的《初使泰西记》《孙家谷使西书略》中都提到了徐氏的《瀛环志略》一书。至于近代中国第一位驻节西方的外交官郭嵩焘更是带着徐书走马上任的。徐继畬的宗师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看，徐继畬的近代世界观还是极为粗糙而很不彻底的，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这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徐氏毕竟是一个封建大官，又活动于国门初开之际，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完全脱离封建局限而形成彻底的近代世界观。就徐继畬所达到的水平而言，已远远高出于同时代的林则徐魏源，也足令许多后来者汗颜。从我们的简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一代宗师的历史性角色。
    注释：
    ①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6-7页。
    ②《林则徐集·公牍》48-129页。
    ③《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163页。
    ④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圣武记序》。
    ⑤转引自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台湾商务版52页。
    ⑥梁启超《变法通议》。
    ⑦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953页。
    ⑧转引自《笔记小说大观》第33册朱克敬《暝庵杂识》卷三。
    ⑨《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68、64、65页。
    ⑩、（12）、（13）、（14）、（15）龙夫威《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29；29-30；33-34；55、53、49；29、33、28、4-5页。
    （11）《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24、154-155页。
    （16）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480-481页、史策光《梦余偶识》卷一。
    （1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18）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刊》1990年3期《徐继畬专辑》42页。
    （19）《戊戍变法》神州国光社版11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