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徐继畬突破了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历史局限，认识到了世界的多元性。
    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中华文明是天下唯一的文明，曾经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如果说在明清之前，中国作为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国度这种情况还符合历史事实的话，明清已降，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这种状况已被打破。到十九世纪，西方英美等国无论从军事实力到文明程度都不在大清之下，但中国人还是把他们贬称为“夷”，还以天朝上国自居。鸦片战争中大清虽然一败再败，但却仍未触动中国人的自我优越感，甚至在奇耻大辱面前得到了强化。在林则徐义正辞严痛斥英国人的背后就不时地透露出了天朝上国的心态与居高临下的钦差神态。魏源虽然提出“师夷之技”，目的却在于借此机会重建被鸦片战争打碎的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未来世界秩序。
    而徐继畬则不然，他不但看到了世界各国“比权量力……相为匹敌”（《瀛环志略》下同）的社会现实，而且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剖根究底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分析。虽然他还存在许多的困惑和不解，但他却初步领悟了世界的多元性，从而对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并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纠正了这种偏见。他在《瀛环志略》中告诉我们，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在地理上中国不在地球的中央而仅仅在世界几大洲之一的亚洲的“东南”一隅；在文化上中国不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体，而仅仅是世界几大文明圈中的一个。他用历史事实表明：世界是由多元文明组成的，中国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其他文明体自有其文明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受泽于中国古文明的依附物；而且西方现在的文明程度与大清相比毫不逊色。他举例说，法国巴黎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城市，西方文明的一个代表，这个城市“城垣方广，居民九十余万……城内有大书院，藏印本书三十六万册，钞本书七万册”，“有钟表匠两千人，每岁造时辰表四万件，自鸣钟一万八千架”，“又设医院十四所，选名医居之，每岁收疗病者一万四千人……又有繁术院，居各项艺术之师，如学兵法，开河道，造器物之类，学者各就所愿”，其文明发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西方文明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使徐继畬这位道光进士、福建巡抚把自己多年循守的文化传统、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和架子、清廷“大臣无外交”及驼鸟外交的种种禁令与限制统统抛在了脑后。充分利用自己兼管厦门福州两口通商事务的职务之便，广泛地不亢不卑地与西方人士平等交往，并放下天朝、大官、儒士的架子，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千方百计收集西方资料进行研究，被来访的美国教士看作是“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12），从而使“他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他对整个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从而成为一个“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的“思想解放的人”（13），成为“清朝官员中的佼佼者”。其代表作《瀛环志略》也成了对近代中国人进行近代化启蒙的“破荒之作”（皆费正清语）。
    为了纠正国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偏见，揭示世界的多元性，他引用和绘制了数十幅相当准确的世界及各国地图与书中的有关章节相配合。并在“书中总是把西方人发现的科学事实与中国人的错误概念并列”，使人一目了然，受到应有的启发。他用具体的图表、事实把大清这个“中央王国从世界的中心移开了”，“他已经领悟到，作为儒家道德体系核心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中国的形象已不再合乎时宜了”（14）。这就等于宣告：近代世界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面对打上门来的强敌，要有效抵抗并在“比权量力、相为匹敌”的国际环境中迎头赶上去，是破除自我中心观的时候了。
    其次，他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辩的局限，把已近代化了的西方人从传统的“夷”类中解放了出来，并以相当宽容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从而为近代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华夷有别”，“严夷夏之大防”是“春秋之例”，孔孟儒学的一贯主张，国人的共识。在国人眼中，中国永远是天下唯一的先进文明，唯我独尊天经地义，其余所有的国家近至藩国远至西洋都是低我一等的，不开化的，需要我们进行教化、进行文明薰陶的“蛮夷”。在国人眼中，“蛮夷”是不值得重视的，也是仅有野蛮的武力而在文明程度上为国人小瞧蔑视的。西方人用武力打败了中国，中国的先驱者从林则徐魏源到洋务人士，不面对现实去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一口咬定西方仍是“夷”，因而对付这些“西夷”，仅传统宝库中就足足有余了。中国人懒得进行新的探索，也满足于对西方的一知半解的认识水平，因而从魏源到洋务派们照搬纪晓岚的主张就毫不奇怪而顺理成章了。至于一般人更不在话下，当时的清廷就把与西方的交往统称为“夷务”，只是这些“西夷”好难调治，为总结经验故，清廷专门汇集了道光、咸丰、同治朝的有关资料，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至于后来用“洋务”代替“夷务”一词，也算是国人认识上的一个进步，但已在徐继畬之后好多年了。
    徐继畬在与西方人士的广泛接触和对近代西方历史进行研究中逐渐认识到，西洋人与传统的夷类大不一样，再把他们称之为“夷”实在不符合明摆的事实，是一种误会。他作为饱学的儒士，自然知晓把西方人从“夷”类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冲击力，对自己亨通的官运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但他为了尊重事实，同时也为着对国人提供真实的西方情况，他决然地这样做了。1844年他初撰英吉利的一节，2400余字中就有“夷”字21个，而到1848年他以《瀛环志略》的书名刊行时，书中的“夷”字奇迹般地消失了，如英吉利一节扩至7600余字，却不见一个“夷”字。原来他用中性词或尊称取代了这些贬称，如将“夷目”改称“英官”就是一例。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决不可轻看这个别字的改动。这不是一般的文字性修改，而是一种对西方认识产生质的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是由古代世界观转变为近代世界观的一个标志。
    鉴于对西方世界及其文化的了解与认识，他对西方文化一改国人的口诛笔伐而表现得相当宽容。他对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和国人视西方文化为异端进行讨伐都持反对态度。在他看来，中西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各有所长，不应互相鄙视。他认为，西方人信耶稣，“原无所谓非，而必欲传其教于中土，则未免多事矣”；“佛，西方之圣人也”，但佛法传入中国实属“无端”。同样，中国人反对西方宗教传入是正当的，但由此而把西方文化视为异端，进行口诛笔伐则“亦多事”。并讥讽道：“口诛笔伐不亦劳乎”，继而大胆提出，对西方文化，”不必操儒者之绳墨而议其后”（上述引文分别见《瀛环志略》校定稿、《书王印川广文诗后》）。他对自己的认识充满自信，“此种议论，俗儒所惊，然未必敢驳也”（同上）。
    再次，他对时代性质的认识也实现了突破。
    认识时代是把握时代脉搏使自己的行动更符合时代潮流的前提。林则徐魏源作为先驱者并没有对时代特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把握，因而在他们那里，“师夷”“制夷”都是轻松而不难办到的，丝毫不在话下。尔后的近代史充分证明了其艰巨性，也就击碎了他们尽管是美好的却实属不切实际的幻想。所谓洋务中兴的那些先驱者的种种言行也充分表明了他们对“近代”这个变局缺乏实质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