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除选印前人关于吏治的言论劝勉各级官员外，自己还提出了对官吏进行甄别的看法。他认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痹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11）就是说，对于那些甘于为民排难，乐于为民造福的廉洁尽职的官员，要“循良之选”，加以擢升重用，而对那些“专讲应酬”，吹吹拍拍，拉拉扯扯，以权谋私，仗势欺人，善于搞不正之风的官员，万万不可姑息迁就，必除之为快，因为任用这样的人，于民不利，于国有害。
    那末，怎样才能了解下属官员是廉洁奉公或是营私舞弊呢？左宗棠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考察办法。他说：“或因公接见，询以吏治得失；或接阅禀详，考其政绩设施”，还可“派员密查和从士民方面采纳舆评。”（12）可见，了解考核官员表现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既可面对面地询问“吏治得失”情况，又可背靠背地听取周围群众对其“政绩设施”的评估，力戒主观片面，受骗上当。左宗棠还在批阅部属报告时，亲加批语，予以言教。如他在陕西临潼县知县伊允桢的到任禀帖上用了如下长篇的批语：“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哭，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自己亦觉得做得不好。旁人谓其无才，上司亦惜其无才。实则非仅无才，还是不认真耳。如果认真，则保赤子之道，心诚求之；天下无不知爱子之慈母，故无不能爱子之慈母也。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当引为大戒。”（13）这段富于深刻含意的话，反映了左宗棠十分重视吏治和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在封建社会，政府官员是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去关心、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疾苦的，但作为官位煊赫的左宗棠，却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与封建统治地位的利害是密切攸关的这一道理，的确远比他人高出一筹。
    严于律己，做出表率。俗话说，严下先严上，正人先正己。要叫下属官员“去贪尚廉”，清廉为政，自己首先要“崇实黜华”，作出表率。基于这一认识，左宗棠特别强调：“要振作政风，先要上官能正躬率属”，“吏治之振兴，全在上司精神贯注。”（14）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在他还没有赴任前，兰州就有人在五泉山清晖阁为左建造一座生祠，极尽溜须拍马、歌功颂德之能事。左宗棠得悉后，立命改为祀泉雹两神。一再声称：自己生平不务声华，只讲实际。这种务真求实、反对搞个人崇拜是难能可贵的。
    左宗棠主政西北长达13年之久，他规定下属不准请客送礼。左挥师西征，驻札肃州（今酒泉）前，他下了一道通饬：照得新疆军务未竣，本大臣爵阁部堂驻节肃州，启处不遑。所有关内外文武及营局各员。凡遇庆贺礼节，概应删除……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例禁，已早饬文武摈弃不收。”（15）这和那些达官显贵，一出衙门，前呼后拥，进而大摆酒宴。鱼肉人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部属胡光墉由上海远道带回贵重物品送给左宗棠，左只收下了一些食品，还以其甘肃土特产回赠，对胡馈赠的金座珊瑚顶和若干大参均“完壁归赵”。旧时，上级官阶和其眷属过境，按规定，部属应照例设宴招待，唯左宗棠带头革除这一不好风气。左宗棠在福建任职时，他的妻子到福州省亲，路过崇安县，该县知县按照惯例给以招待，事后，左氏奉命西征路过崇安，将这笔招待费如数付给了知县。
    晚清的官员，除去正常的薪俸外，还有许多所谓的合法的外快，诸如“别敬”、“炭敬”、“冰敬”和“陋规”等，可以说，这是中国吏治上最大的症结所在。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期间，对如此名目繁多的、加重剥削人民的弊端，主张一律裁汰。他认为“相沿之陋规，或藉以办公，或取以充交际之用，尚可谓应得之款；至因巧取而创立名色，因营私而潜通请托，则赃款也。若亦指为应得而以陋规宽之，是夷、跖可同科，贪夫多幸免，法未立而弊已滋矣。”（16）“陋规”有如此之多的弊端，当然应在禁革之列。其时，第一任甘肃学政许应骙（广东番禺人）任满回京，在他卸任时，照老家广东的规矩，他提出要一笔额外的费用。左宗棠对这种厚着脸皮公开伸手要钱的行径极为不满，明确指出：甘肃是穷苦省份，况且正在裁革陋规，岂有从新添置之理，决不能破例通融。左宗棠既然不许人家索取外快，自己在任对于陕甘总督一职应得的“陋规”，则是分文不取。在他离任赴京时，陕西布政使王思沂准备送给他一笔“别敬”，左回绝说：“仆早岁甘于农圃，不乐仕进，所求易足，无营于外，心亦安焉。入世三十年，渐违素违，而无负于官私，始终犹可覆按也。近时于别敬，概不敢受。至好新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17）所谓“别敬”、“例赠”，实际上是变相的陋规，所以，左宗棠一概不收。后人评价左宗棠在陕甘任职“馆钦符十余年，从未开支公款”。此话虽有些溢美，但它说明左氏在整饬吏治中，严于律己，“正躬率属”，其模范带头作用是鲜明的。
    不徇私情，秉公执事。左宗棠身居重位，大权在手，在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社会，私用亲信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但他反对攀附援引，呼朋引类，从不徇私，秉公执事。自左宗棠挥师西征，到他卸任陕甘总督离开兰州进京赴任为止，从未任用私亲。他的两个女婿，一个在四川当道员，一个在湖北当道员，曾要求到岳丈身边谋事，均遭到左的断然拒绝。对他们外出做官，左宗棠是不赞成的。他说，与其外出做官，还不如在家“耕读传家”，当个好秀才，便是家门之幸。左氏是望门之族，他的子侄辈、妻舅辈人很多，但没有一个被安插到手下来当官。左宗棠在西北主持军政大权，很多族人和乡邻陆续西来找事。都被一一打发回去。1880年，左宗棠离任入京，写信给他的好友、继任陕甘总督职的杨昌浚说：我的戚族如有逗留兰州一带请求收录的，决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贺升运是左宗棠亲家的儿子，由于工作失职，牵连在禁种鸦片失察案内，主察官考虑到贺与左有“世谊、年谊、姻谊”的密切关系，想通融了事，左宗棠却不徇私情，从严律亲，指出贺是“咎有应得，岂可以私废公！”结果受到了撤职处分。
    左宗棠对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他有四子，无一留在身边。1879年，他的四儿子左孝同由湖南西来省亲，左给他规定如下戒约：“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习气，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尔宜三、八日作诗文，不准在外应酬。”（18）左宗棠率军驻札肃州，他的二儿、三儿曾去看望他，孩子们返回，左只发给他们路费，并再三叮咛：沿途只许营防就便照护，不准地方州县长官以任何理由设宴招待。
    对待儿孙的态度，是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左宗棠深信：“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他写信给诸子说：我以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年俸二万两（白银），“岂不能增置田产为子孙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在寒苦艰难中做起”。他多次写信告诫子孙：你们只要谨慎持家，不至饿饭，若注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戒之，戒之。在那样的社会中，当官而不为子孙“多积金”，实在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