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酒肆。西域酒在唐代已传入中原，都城长安甚为流行，西市及城东至曲江一带，皆有胡姬侍酒的酒肆（26）。这种酒肆，侍酒者为胡姬，酒家主也大多是胡人。他们开设酒肆，买卖西域酒。
    唐代外商，在内地以两都长安、洛阳为最。唐朝中后期，随着广州入海夷道的发展，对外交通重心由西北陆路转向了东南海道，继之兴起了广州、扬州、泉州等三大港市，是外商在沿海的云集之地。
    首都长安不仅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一座国际性的商业城市，西域、波斯、大食、拂林、天竺等国的商人活跃在长安街头，西市是他们的聚居区，有各种胡商店肆。安史之乱后，长安外商仍保持在四千余人（27）。
    东都洛阳是唐代的陪都，其地位仅次于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又一中心。洛阳城中有三市，仅南市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百余店，商业贸易繁荣程度不亚于长安，是外商在内地经济活动的繁华之区。
    广州是唐代最大的外贸通商海港。巨商万舰，珍货辐辏，“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奇物，溢于中国”（28）。
    唐代扬州当南北大冲，“四会五达，此为咽颐”（29），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丰富，以国内商业称雄，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望神仙”（30），“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31），吸引了大批“胡商离别下扬州”（32）。
    唐代中后期，泉州成为与广州、扬州并列的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船到城添外国人”（33）；云山百越路，井十洲人（34）。
    除了上列之地外，岐州（凤翔）、凉州（武威）、睢阳（商丘）、登州（蓬莱）、楚州（淮安）、益州（成都）、洪州（南昌）、荆州（江陵）、润州（镇江）、明州（宁波）等地都有外商的足迹。
    唐朝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管理中外贸易的机构--互市监，地方“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35）。为了促进对外贸易，增加政府收入，玄宗开元二年，唐王朝还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36），长官叫市舶使，负责管理海上贸易。
    三
    唐代称久居的蕃客叫“住唐”。史籍关于蕃客在华居住、婚姻、财富、宗教等方面的记述，反映了外商“住唐”的社会生活状况。
    居住状况。唐代外商一般都拥有自己的店肆，《太平广记》往往有述，如卷16杜子春条曰：“〔杜子春〕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仿佛不知所往。……〔有一老人策杖于前，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侯子于西市波斯邸……”又卷34崔炜条曰：“〔崔炜〕遂归广州；……乃抵波斯村，潜鬻是珠。”又据史书记载，开元五年，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宋庆礼在营州“招辑商胡，为立店肆”（37）。从都市长安到海港广州，以至边镇营州，表明外商的店肆分布很广。这类店、邸、村、店肆，既是外商存货、交易的商店，又兼作旅店，是外商的居所（38）。另有一些商胡“多占田，营第舍”（39），拥有田宅。所谓“广〔州〕人与夷人杂处”（40），“蕃僚与华人错居”（41），表明当时汉胡杂居。外商“住唐”时间，暂住者通常两年往返一次，久居者有长达四十余年而不欲归的（42）。
    胡汉通婚。华夷杂居，“婚娶相通”（43）。唐人陈鸿祖撰《东城老父传》中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大历十四年（779），“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44）。八年之后，即德宗贞元三年，“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45）。可见禁令难行。
    财产豪富。唐代外商“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46），豪富者甚多。僖宗时，有位王酒胡捐钱30万贯助修朱崔门，后来又修安国寺。僖宗令能舍钱1000贯者撞钟一下，王酒胡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47）。其如此富贵，非今人所能想象。因而贪官污吏无不觊觎外商的财富。前引田神功杀商胡数千人，大掠其资产，又“〔路〕嗣恭前后没其〔商舶之徒〕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48）。对于外商的遗产，“旧制，海商死者，官管共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49）。
    接受汉学。久居不归的“住唐”蕃客开办蕃学，学习汉文化。经过努力，他们当中有的颇有造诣，能赋诗作文，甚至取科及第。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岭南节度使卢钧“得大食国人李彦，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及第”（50）。可见其学识并非一般。又如以贩卖香药为业的波斯商人李著有《海药本草》，他还有诗54首见于《全唐诗》第760卷。外商亦有入仕者，“有商胡康谦者，天宝中，为安南都护，……官将军。……累试鸿胪卿”（51）。
    宗教信仰。唐代外商的聚居地多建有宗教寺院。长安城里的佛教寺院有兴善寺、慈恩寺、荐福寺、经行寺、崇福寺、西明寺等，城内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皆有袄教祠。东都洛阳城内会节坊和立德坊亦有袄教祠。景教和摩尼教也建有寺院。这些都为外商的宗教活动提供了方便。除了武宗会昌灭佛，在唐朝，外商的宗教活动是比较自由的。
    违法问题。外商既多，违法犯罪之事也就难免。唐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52）这就是说，凡是外国人，同一国籍相犯者，按照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惩处；不同国籍相犯者，按照唐律惩处。外商固然适用于此法。这个条文表明，外商在唐朝有着法律的保护，惩处时受到照顾，这在今天仍不失其进步意义。
    由上可见，唐代外商在华的社会生活虽然在某些方面受到干涉和限制，如明令禁止同汉人通婚，平时受到盘剥，乱时遭到劫掠，武宗会昌年间唐廷废止宗教，但是总体而言，外商拥有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生活是比较稳定、富裕、安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