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系公元前206 年由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趁秦末天下大乱据岭南而建立的地方政权，至元鼎六年（前111年）为武帝所灭。 南越国共历赵佗、赵胡（南越王墓出土资料表明应为“眜”）、赵婴齐、赵兴、赵建德五主，长达九十三年。
    南越国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政权，也是西汉时期重要的民族政权。“南越”一词，出现较早，《越绝书·记吴地传》有“南越宫”字样、《双剑誃吉金图录》载录的楚王戈中有“南越”字样，至于其含义则有四说。著名民族学家徐松石在30年代认为，商汤“定四方献令，两广地名始名南越”（《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年；亦可见《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罗香林则认为“以其地为扬越南部，故称为南越”（《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独立出版社，1943年）；张荣芳说“南越是以地域而得名”（《汉初“南越国”试探》，中国百越民族史第一次年会论文，待刊稿）；蒋炳钊则认为南越之名系“方位名、国名和族名的统一体”（《百越族属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兼论南越及其来源》，载《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目前，学者们越来越赞同后一种观点。
    对南越国史的研究，从《史记》以来历代持续不断。《史记》、《汉书》均有专门篇章，此外较重要的史籍又有《资治通鉴》、《南越五主传》，后者系清代广东顺德学者梁廷楠撰，全书共五卷，每卷记述、评论一位南越王，在史料的搜集、考证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又西汉陆贾《南越行记》、东汉杨孚《异物志》及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此书有真伪之争，今暂附此）以及唐段公路《北户录》、宋范成大《虞海桂衡志》、清屈大均《广东新语》、李调元《南越事记》、仇巨川《羊城古钞》等均对南越国史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南越国史上的重要人物
    研究赵佗的论文（著）最多。徐素的《南越武王赵佗》（香港中华书局，1959年）为第一部研究赵佗的专著。60年代初，黄沫沙肯定了赵佗在岭南地区早期开发史上的重要贡献（《开拓岭南的功臣赵佗》，《羊城晚报》1962年8月3日）。“文革”时期对赵佗的评价受政治影响，有失公允。1980年，欧阳熙指出，“文革”期间，不少同志认为赵佗是两面派、分裂主义者，而实际上给赵佗扣上“分裂主义”的帽子是不对的，赵佗是一位对岭南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应予肯定（《赵佗与南越国》，《广州师院学报》1980年1期）； 周宗贤也强调指出，“文革”时赵佗被打成“岭南越族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是不合符历史事实的，赵佗有其历史功绩（《试论南越王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1期）。杨拯、吴永章认为，赵佗的有效治理，使南越地区出现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为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及南疆的开发作出了积极贡献，可以说，统一南越的事业，秦始皇始启其端，汉武帝集其成，而承上启下的却是赵佗（《论南越国赵佗的历史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1期）。 张荣芳认为赵佗在开发岭南，促进岭南地区各族人民和中原地区人民的融合，使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岭南地区迅速赶上中原地区方面，有一定功绩（《略论汉初的“南越国”》，《秦汉史论丛》第1 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维强调道，赵佗是岭南地区开创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的第一人，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南北汉越民族的大融合，因而是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英雄（《试论南越王赵佗的历史地位》，《广东文博》1984年2期）。 何维鼎认为赵佗为岭南古代史上叱咤风云的第一人，他的文治武功有利于岭南社会的安定和进步，故他去世后，岭南人民对他十分怀念。清代还有散见于粤东各地的侯王庙、三君祠等，寄托着后世岭南人民对这位立下了特殊功勋的开拓者的绵绵情意（《赵佗在岭南的文治武功》，《学术研究》1984年6期）。 孙仲文着重强调了赵佗直接沟通了汉越的联系，把自远古以来就有密切关系的各族人民真正聚合在一起，结束了越族内部原来那种“好相攻击”的分裂局面（《论赵佗和南越王国》，《云南师大学报》1988年2期）。此外， 尹家俊《岭南地区的开拓者--赵佗》（《历史知识》1983年5期）、 朱凤祥《论赵佗经略岭南的作用》（《黄淮学刊》1992年2 期）也肯定了赵佗对岭南开发的作用。
    关于南越国的第二代国王，张荣芳根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说是“赵胡”（《南越王墓解开了千古之谜》，《历史大观园》1985年创刊号），可谓言之有据。麦英豪、黎金则从南越王墓出土印玺、南越国世系、赵佗年寿、南越的僭制、墓主的年岁推算、墓中随葬的药物等六方面论证墓主为赵佗之孙赵眜，即《史记》中的“赵胡”（《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考》，《广州文博》1986年1～2期合刊本，又可参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6期），为较多人所接受。 关于南越王墓出土的“□夫人印”中的“□”是什么，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认为是“部夫人”（《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3期）， 黄展岳赞成此说，并认为四位夫人中，部夫人似居末位（《南越国六夫人印》，《文物天地》1993年2期）。 许国彬撰文认为“□夫人”为“否夫人”，其说过于臆测（《南越王墓佚名夫人是谁》，《羊城古今》1989年4期）。
    与南越国史有关的其他一些人物，近年亦有文论及。徐勇论述了公元前214年开凿灵渠的史禄， 肯定了他在南方开发中的作用（《秦代开发南方的重要人物史禄》，《中学历史教学》1985年6期）。汉初， 曾以南方某地“虚封”了一王一侯，即“南海王织”（原南武侯）及“海阳侯徭毋余”，此二人与南越国史密切相关。对于这一王一侯本身，史载甚罕，而对其封地地望，则争论纷纭。有学者认为二人的封地并不在岭南，如30、40年代，潘莳认为南海王织之封地在“今江西之东南以迄福建之西南，界于闽越与南越之间”（《汉南海王织考》，《文史汇刊》1卷2期），蒋炳钊基本赞成此说（《闽越史几个问题的探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增刊，总第23期）；汪廷奎认为，南海王受封后住在淮南国的庐江淮境（《汉初“南海王”织的史事考评》，《广州研究》1985年2期）；李庆新则认为其地跨闽赣，以闽西南、 赣中为疆域，其地不算小（《“南海国”考辨》，《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2 期）。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南海国在岭南。清代全祖望认为南海王织“所据南武之地，盖在南海境中”，“盖其地在今汀、潮、赣之间”（《经史问答》卷9）；王先谦在补注《汉书·高帝纪》时采纳了这一说法； 蒙文通考证认为其地“当于后之南海郡求之”，并考定王莽时的南海亭（即汉南海郡揭阳县）为南海王国故地（《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甚具说服力；饶宗颐则推测广东潮安、饶平两县交界处的南武，“以南武织之旧疆而名欤”（《潮州志·大事记》）；朱维干、陈元煦等从之，并进一步认为其地当在旧潮、梅二府州之间（《闽越的建国及北迁》，《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993年，饶宗颐在广东饶平等地实地考查后，认为南海国之都治，以汉揭阳县当之，大抵可信，而其王国辖境则已及江西。西汉时南海王国灭国后，其地改属闽越国（《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香港博物馆编《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