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南越国的政治制度
    对南越国政治制度的研讨论文甚多，本文仅提及部分有创意者。余天炽认为，南越国的地方政治制度有三种：郡县制、分封诸侯制、自治制，其中郡县二级制系仿秦制，分封诸侯制则系仿汉制，自治制（九真、日南二郡）则为赵佗自创，其历史作用在于通过这几种具有封建性质的地方政制的推行，使得岭南自秦开始的封建化历史进程不致中断，并为岭南地区的开发有一定贡献（《南越国地方政制略论》，《广州研究》1984年4期，也可参见《古南越国史》）。 余天炽又通过对南越王国设官分析（中央、地方官二大类），认为南越国官制有仿秦、仿汉、自创三种情况，并说明三者中以仿秦为主，仿汉次之，自创最少；就类别而言，南越国的中央、地方的政务官、军事官全部仿秦制；仿汉制的仅为中央内廷官、地方诸侯国王的个别官而已（《南越国的官制沿革初探》，《学术研究》1986年3期）。而《西汉南越王墓》报告则认为， 墓中出土的“邻乡候印”封泥表明，南越国的“邻乡候”职责似应与汉代边郡太守都尉下的候官相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汉南越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可修正余说。
    对于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南越中大夫”印，香港中文大学的王人聪认为该印系南越国内属后，由汉朝赏赐的（《西汉越族官印试释》，《东南文化》1991年1期）， 而叶其峰则认为是陆贾入越到平定南越之间造的，时代大致为惠帝、商后时代（《西汉官印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1期）， 而近来萧亢达通过对该印及“景巷令印”的考释，认为南越国的官僚体制仿照汉廷，并未比照西汉的诸侯王国，这一论点，有一定说服力（《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5期）。
    七、对南越国越族语言的探讨
    罗香林在《古代越族方言考》等论著中，指出了古越语的四个特点：一是发音轻利急速；二是某些词与汉语不同；三是各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四是形容词的倒置（载《广东文物》，出处见前；又可参见罗著《百越源流与文化》一书，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台北， 1978年）。林惠祥认为古越语“语音很特别”， “大异于北方诸族语言，而且其性质也不像一字一音的孤立语，而像是多音拼合的胶着语”（《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1 期）。近年来，韦庆稳参考以往研究成果，并参照现代壮族语言，揭示了古越语与现代壮语有很大的一致性，并归纳了其中的某些特点，十分精当（《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此文反映了当今研究越族语言的较新成果，备受学术界的重视。
    以上仅概述了南越国史研究的某些讨论较多的问题，对于已有比较多认同的一些领域或问题则未涉及，如《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十二章《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通过对南越国考古资料的初步研究，讨论了南越国的都城、农业经济、重要手工业、交通与贸易、度量衡制度、武器、墓葬等问题，也可见余天炽、覃彩銮等著《古南越国史》的有关章节。张荣芳、黄淼章合著的《南越国史》也在本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洋洋20余万言，不乏新论，请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