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南越国疆域的讨论
    南越国的领土实为秦代岭南三郡之地。麦英豪通过汉代考古成果说明了此点（《象岗南越王墓反映的诸问题》），其强盛时期疆域达到了东西万余里的规模。罗香林将之划为“当赵佗盛时，殆东至闽越，北达衡阳，西兼今广西、安南，南则尽海南岛等地，范围甚广，特以南海郡，即今日广东为根本耳”（《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也可参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由于南越国东南部为海洋，故只有西、南、北三方陆界。
    西界 指南越国东西南夷国家（夜郎、毋敛、句町等国）的边界，由于有方国瑜（《汉牂柯郡地理考释》， 《〈夜郎考〉讨论文集》第3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 蒙文通（《越史丛考》）对关键问题的精当考订，故对此无什么争议，一般均认为今广西德保、百色、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线即为南越国的西界（如余天炽、覃彩銮等《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南界 聚诉尤多，而讨论焦点中在象郡的方位上。赵佗立国的象郡多承秦象郡而来（关于秦汉象郡的地望问题，可参见本刊1995年第4、9期上敬轩的《本世纪来关于秦汉古象郡的争论》和木子的《关于古象郡地望问题争论的补述》二文，此从略）。
    北界 指南越国与长沙国、闽越国的界线。对于南越、长沙二国之界线，包括岑仲勉在内的多数人认为应在五岭（即大庾、骑田、都庞、萌诸、越城五岭）。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三张古地图。谭其骧研究后，认为秦始皇在划定南方郡界时，所设岭南三郡是不按照南岭这一天然分界线而划定，是把五岭以南的一部土地划给长沙国，这种“犬牙相制”的划界法，“是有利于巩固统一、防止割据的措施”（《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5年6期），葛剑雄、周振鹤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问题。葛剑雄指出， 秦郡中南岭北部的长沙郡有一个桂阳县在岭南，而南部的象郡也有一个镡城县在岭北（《历史的启示：中央集权下的中央与地方》，《现代化与传统》第5辑，海天出版社，1994年）； 周振鹤则强调“犬牙相制”的原则为西汉制定郡界时所沿用，并扩大到岭南以外其他地区（《体国经野之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徐鸣俊的意见与他们相类似，他认为长沙国已掌握了都庞岭（《从马王堆出土的地图中试论“南越国”的北界》，《岭南文史·西汉南越王墓专辑》）。上述二派孰是，至今尚无定论。至于南越、闽越二国的界线，学术界看法大致相同。
    五、汉越及南越国内民族关系的研究
    在这方面聚诉最多的是对“瓯骆”的讨论。一种看法认为“瓯骆”为“西瓯”、“骆越”的简称，二者为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地望及源流。如在骆越居地问题上，罗香林认为“自广西南宁西南，下及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以达安南东北部、中部”（《古代百越分布考》）；蒙文通认为在“汉交趾、九真二郡”（《百越民族考》，载《越史丛考》）；张一民认为在今左、右江流域、贵州南部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西瓯骆越考》，载《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西瓯居地问题上，蒙文通、张一民（均见前揭文）、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等的看法大致相同，均定在五岭以南。在西瓯、骆越的源流问题上，一般看法均认为属于百越民族，如梁钊韬在《西瓯族源初探》中，认为西瓯族源的主流为东瓯越人，同时包含了古代骆越人、复杂的倭人、楚人等（《学术研究》1978年1期）； 石钟健则证明了骆越与越族同源（《百越民族史论集》）。至于骆越的源流，蒙文通从历史学角度考证骆越非越，而是属于濮僚民族集团，属于西南夷的一部分（《越史丛考》）；童恩正则从考古学角度说明了此点（《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3期）。 近何乃汉撰文认为骆越族的活动地区虽然在史籍记载的百越民族的范围之内，但并非来自东南沿海的越族，所以不属于百越族群，而骆越族与滇族长期交往，互相渗透，文化上有许多共同而独特于其他族群的因素，故骆越族与滇族一样，均属百濮族群（《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4期），发展了蒙、童二氏之说。此外，又有人从新近出土的考古资料着手，分墓葬、有肩石器、陶器、铜器等项目，证明了从新石器时代至西汉桂东北、粤西北地区与桂东、粤西南地区文化面貌存在着明显差异，从而证实了西瓯、骆越两个不同族群的存在（王明亮：《西瓯骆越三题》，《岭南文史》1993年3期）。
    第二种看法认为西瓯、骆越为一族，其证据愈来愈显不足，而第一种看法似已成定论。第三种看法则认为西瓯、骆越“异族异称”、“同族异称”的前两种说法不正确，并通过有关文献、考古资料作出了新的综合考察，得出二者为“同地异族”的结论，可备一说（李秀国：《瓯骆关系新论》，《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1期）。
    对于南越国与汉朝的关系，张建寅指出， 汉文帝赐赵佗书虽仅374字，却蕴含着文帝的民族和睦思想，是解决汉越争端的具体纳领（《试论汉文帝南睦南越北和匈奴的政策》，《中国民院学报》1987年2 期）；邹君孟则分的指出，九十三年的汉越关系是有变化、起伏的，既不是一直和睦相处，也不是从来誓不两立的，矛盾始终存在，而斗争的情况，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及双方力量的对比（《南越国史论证两则》，《华南师大学报》1987年1期）。
    关于“和辑（集）百越”，一般均理解为赵佗在岭南的民族政策（如余天炽：《南越国“和辑百粤”民族政策初探》，《华南师大学报》1985年2期），邹君孟则通过对“辑”、“集”的考释， 认为“和辑（集）百越”的民族政策不是赵佗制定的，也不是处理南越国内民族政策的内部政策，而是刘邦提出的处理汉越关系的对外政策（《南越国史论证两则》），似乏有力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