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南越国历史地位的评价
    周宗贤通过对南越国建立的历史背景、与中原封建王朝的关系，及其相关措施等的分析，认为南越王国政权既是中原封建王朝的代表，又是与当地越族相结合的地方政权，成为既是越人与中原联系的桥梁，又是维护越族及祖国多民族大家庭团结的纽带（《试论南越王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1期）。 黄展岳从南越王赵眜墓出土文物着手，认为南越王国存在的近百年间，整个岭南的社会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从南越王墓看南越王国》，《文史知识》1984年4期）。 孙仲文则认为南越国是秦末汉初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为西汉封建王朝属下的一个地方政权，南越国的近百年史中，对开发、巩固祖国的南疆，促进岭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文化的进步及各族友好往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论赵佗和南越王国》，《云南师大学报》1988年2期）。此外，还有吴国富的《试论南越国在岭南地区早期开发中的贡献》（载《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欧阳熙《赵佗与南越国》（《广州师院学报》1980年1期）等论文。
    三、考古、文物资料的发现与研究
    南越国史的有关考古与文物资料，多年来不断有发现。
    民国5年5月11日，广东台山人黄葵石于广州城东的龟岗治地时，发现大型汉冢一个，出土陶器、铜器及秦汉货币一批，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长丈余、广尺余、写有隶书刻字的大木十四根（马小进：《西汉黄肠木刻字考》，载中国文化协进会主办《广东文物》，上海书店影印本，1990年），当时误传此墓为南越王赵胡墓，一时南北闻名。王国维先生曾据之作《南越黄肠木刻字跋》（《观堂集林》卷18，中华书局，1959年），对墓中出土的所谓“黄肠木刻字”及汉代黄肠题凑制度进行了考证，得出了“汉代文化，南北略同”的结论。以后邹安《南越文王冢黄肠木刻字及明器》（广仓学宭丛书临时增刊本，1918年），马小进《西汉黄肠木刻字考》（前揭文）都沿袭了这一错误。马文得出“此木刻为我国最早之木刻”的结论更不可靠。1983年，真正的南越王赵眜墓被偶然发现，这是中国汉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墓葬，它的发现，为研究南越国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参阅程存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研究综述》一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7期）。1993 年在香港召开了“岭南古越族文化国际研讨会”后，出版了《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集中收录有麦英豪《西汉南越王墓随葬遗物的诸文化因素》一文，该文通过对墓中出土各种有关文物的分析，证实了南越国虽以汉文化占主导地位，但越地、匈奴、巴蜀、骆越、海外文化也有不同的影响。
    反映南越国历史文化的考古资料，又有历年来两广地区发掘的南越国时期的汉墓。这些墓葬共有一千座之多（麦英豪：《象岗南越王墓反映的诸问题》，《岭南文史·西汉南越王墓专辑》），其中在广东境内的有七百余座，分布于广东广州市、顺德市沙富、曲江县马坝、南海市盐步、佛山市澜石、龙川县佗城、陵水县写屯坡、连县城郊、肇庆市北岭等地；在广西境内的有三百余座，分布于广西贵县罗泊湾、平乐县银山岭、贺县金钟、合浦县凤门岭等地。
    分布于广东境内的七百座南越国墓葬，其半数集中于广州（麦英豪：《象岗南越王墓反映的诸问题》），其考古发掘简报散见于50年代以来的《考古学报》等考古与文物杂志，在广州汉墓考古中，所谓西汉早期汉墓即南越国时期墓葬，其简报及未发表部分资料全部收入广州市文管会等编辑的《广州汉墓》一书（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这以后，比较重要的发现还有1982年广州徭名柳园岗发掘的几十座南越国时期的墓葬（黄淼章：《广州徭名柳园岗西汉墓群发掘记要》，载《穗港汉墓出土文物》，香港，1983年）。
    在广西发现的南越国墓葬中，贵县罗泊湾一、二号墓葬也极其重要。一号墓的简报见于《文物》1978年9期， 二号墓的简报见于《考古》1982年4期， 后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辑出版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一书（文物出版社，1988年），详细报道了这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并附有对出土青铜器、木材等的科学鉴定报告。研究罗泊湾一、二号墓的论文有二十篇左右。比较重要的问题集中于墓主的族属及纺织物、铜器等问题。蒋廷瑜主持发表的一号墓发掘简报，认为墓主是随秦军南下的将领，后来成为了南越国桂林郡的郡守（尉）。二号墓发掘简报定二号墓墓主为南越国派驻桂林郡的相当于王侯的官吏的配偶；蓝日勇定为受南越国册封为王侯的骆越族首领（《试论罗泊湾一号汉墓墓主身分及族属》，《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2期）； 邱明认为是南越王派遣到当地的，原来自北方的汉族高级武官（《略论罗泊湾一号墓墓主的族属》，《广西文物》1987年1期）； 黄展岳则认为是越族中西瓯一支的墓葬（《“神器”铜鼓》，《百科知识》1982年5期）， 这一看法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如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将之定为西瓯君夫妇墓（《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3期）。1989年， 黄展岳进一步论证罗泊湾一、二号汉墓墓主为受南越王册封的当地土著首领--西瓯君夫妇（《关于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墓主问题》，载《南方民族考古》2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年）。此外， 蒋廷瑜对该墓出土纺织品等文物的研究亦值得注意，他认为在南越国时期，岭南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高级缯帛仍然是从内地输入的（《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纺织资料》，《广西文物》1987年2期）。 广西境内的另一处较重要的南越国时期墓葬为平乐县银山岭发现的一片墓葬，其分布密集，年代划一，目前已发掘了一百三十余座（《广西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4期）。
    通过对两广南越国时期墓葬的研究，可以看清当时南越文化的性质状况及发展程度。这类的论文有几篇。商志等认为，南越国时期，汉越文化开始融合、并存，同时受到楚、滇文化的影响；到了西汉后期，终与中原汉文化融为一体（商志、黎晓云：《从岭南地区出土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物看岭南越文化的特点》，载《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
    反映南越国历史文化的考古资料，还有当时的遗址，这里介绍“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及广东五华县狮雄山建筑遗址。1975年在广州中山五路发现一处秦汉时期遗址，初步鉴定时间为秦始皇统一岭南至文景之世，船台区有三个呈东西走向平行排列的造船台。据专家推测，该船台已能生产宽5～8米、载重达25～30吨的木船，该遗址的巨大规模、造船木材的选择及船台的结构形式等都充分表明当时中国造船技术及造船生产能力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广州市文管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4期；或参阅《广州市文物志》， 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有的甚至列出了“何以‘滑道’不作东向倾斜”在内的八大疑问（吴壮达：《“秦汉造船工场”遗址问题》，《广州研究》1983年2期）。1994年上半年， 广东省有关单位又对该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
    1975年试掘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时，发现了造船台上覆压着南越王国的建筑遗址，揭示出一段用大型砖石铺砌的宫署走道，这些大型砖石面积为70×70厘米，厚12～15厘米，为国内秦汉遗址中首次发现（《广州市文物志》）。
    8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广东五华县狮雄山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建筑遗址，该遗址依山而建，顺山势布局，山顶平台发现大型建筑物，遗址面积为一万平方米左右，出土了“定”字瓦当、卷云纹瓦当及其它陶器、铁器，据推可能为南越王赵佗的行宫“长乐台”（刘建安、邱立诚：《五华县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经过1984～1990年的四次发掘，证实该遗址建筑面积达1400平方米，其主体建筑为宫殿式建筑，转角处构筑有角楼，为中原建筑形式与岭南地方特点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发掘为研究南越国史及汉越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广东省文物考古所等：《广东五华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1991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