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着手淮军西化的同时，提出了“变易兵制”的主张，要求对清军的编制、装备和训练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1864年，他要求对占清军多数的绿营进行切实的整顿，还要求“屏逐”艇船、师船、仿立船厂，购求器械，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轮，建立一支能守卫海口的新式水师。他尖锐地指出：“惟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又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14）他为了“驭夷”、“自强”的需要，主张向“兵制”开刀。但是，清政府和清军内部积习很深，军事改革很难推行。到70年代，绿营兵仍有60多万，使用的武器仍是刀矛弓矢和抬枪鸟枪，内部腐朽不堪。1874年，李鸿章再次从必须改变“祖宗之成法”的角度提出“易兵制”的问题，对陆军训练和装备表示极大的关注。除了对陆军进行整顿、装备外，李鸿章认为要加强海防力量，建立海军，将原有水师改为新式海军。他对建立海军比较重视，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在以陆军为立国根基的同时，应强调海军的作用，因为自古设防之法，都必须水陆相依，以新式枪炮安定陆军，用铁甲舰、水炮台保护水面，只有兼顾海陆两方面防务，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鸿章为创办近代海军作了积极的努力。1875年，李鸿章和沈葆桢开始负责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着手近代海军的创立。1879年，沈葆桢死后，海军之规划专属于李鸿章一人。1881年，李鸿章奏请丁日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北洋海军初步建立，到1895年北洋海军已拥有军舰20余艘。为了适应海军的发展，李鸿章重视海军行政的改革。指出“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慑敌情。鄙见外患如此甚急，时势必须变通，应请径设海部”。由于李鸿章等人的支持，1885年海军衙门正式成立。
    1891年，北洋舰队举行了建军后第一次大会操。这时从建制、章程到海港、船坞、炮台、水师学堂等各方面设施都基本建设完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比较完备的海上武装力量。中国海军从无到有，李鸿章的作用不可低估。他运筹帷幄，广购战舰，建立威海卫、旅顺口海军基地，拟定北洋海军章程，终于建立起中国近代史上堪称强大的北洋海军。到1888年海军建成时，有22艘舰船，总吨位达4万多吨，接近当时日本海军的水平，李鸿章实为中国近代早期军事改革的推动者，对晚清的军事改革和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外须和戎”，为改革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把“外须和戎”作为对外交涉的总方针。为什么“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对比悬殊。李鸿章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15）李鸿章比较客观地估价了中外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承认中国的防卫体系落后。这是对的。但他过分地夸大了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与外国作战，因为即使暂时胜利了，最终也难免失败。这种观点导致李鸿章不敢作积极的抗争，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他认为半殖民地的现实已无法改变：“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两国相交，全靠条约，条约如何可以改变？”（16）李鸿章认为，只要遵守“和约”，便可共处。有人认为李鸿章的按条约办事，是迎合了外国侵略者的侵略要求，心甘情愿地承认列强在华的非分权益，不敢有任何非议。表面上看来，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思考，就不难发现，李鸿章的按条约办事是外交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有其合理性。因为，从当时清政府的实力看，想要取消这些条约，是不可能的。既然不能取消，就只能遵守，我们可以在按条约办事的原则下，不许侵略者享受条约规定以外的权益和特权，利用条约与侵略者进行合法的斗争。
    “外须和戎”的条件是“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17）。封建统治者把“人民”、“土地”视为统治基础，只要不掠夺他们的土地，就不使他们感到致命的威胁。李鸿章站在这个角度上，对“和戎”很有信心，只要不是割让土地，其它敲诈勒索之事，就好谈得多了。
    李鸿章身当外交要冲，并且奉行“外须和戎”的外交路线，不少人由此把李鸿章作为怯战乞和、妥协投降的代表人物。其实“外须和戎”并不是一昧地妥协投降，而是希望求得和平的环境，徐图“自强”，不断增强自己的势力与洋人抗争。“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18）必先存不惮用兵之心，而后兵不至于竟用”（19），“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即一旦龃龉，彼亦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20），所以“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明是和局而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21）。总之，和的关键是要“变法”、“自强”。
    从李鸿章的对外交涉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李鸿章所主张的“和”，并不是消极的妥协投降，“和”只是一种手段，而且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意识。如在近代教案的处理上，李鸿章的排外性是较强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人们一般都认为李鸿章在此次事件中是退缩求和，指责他到处乞怜列强调停而不作丝毫认真备战。其实这有悖于历史的真实。甲午战争爆发后，是李鸿章第一个指出备战方案，第一个着手准备应战，第一个派出军队迎战日军，他麾下的北洋诸军一直是清军在各个战役中的主力部队。还如，在对待华工问题上，李鸿章也能站在民族立场上对外交涉，保护华工。当然，李鸿章在更多的场合表现为主和，如由日本侵台而引起的中日交涉中，在由马嘉理案引起的中英交涉中，在中俄关于伊黎的交涉中以及中法战争的前期，他都是主和的。并且由于他的主和，丧失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损害了一定的权益。但李鸿章的主和与琦善、崇厚之流的主和有根本的区别。琦善之流为了主和，不惜撤防驰备以媚敌，和议成后苟且酣嬉如故。而李鸿章的主和是为变法自强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他清楚，如果一味求和，“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因此，应“刻刻自强”。而洋务运动是一项全面地学习西方长技的运动，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整天陷于战争之中，哪有精力去自强、求富呢？所以维持和局是不得已的妥协，是中国推行近代化所必需的。另外，求和也是为中国的自强运动争取时间，为“后日张本”。因此，即使暂时“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也是值得的，而且每次和议成后，李鸿章不仅没有松口气，而且大声疾呼：“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偿胆，力求自强之策”。带头兴办洋务运动，练兵制器，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从军事和经济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这样的求和，无疑是从维护民族利益这个大局出发而进行的，同样是具有民族意识的表现。因为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并非只有战之一策，通过外交谈判，利用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是对敌斗争的必要手段和策略。
    “外须和戎”的本意不是予求，拱手听命，但在实际执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李鸿章较多的表现出消极、迁就、妥协，并且由于他的过分妥协，损失了中国许多不应损失的权益，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李鸿章是唯武器论者和战争失败论者，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惧外的心理，因此，当侵略者进行军事讹诈或把战争强加于中国时，不敢进行坚决抵抗。承认敌强我弱，战略上以守为主，这本不错。但战略上的守势不等于每次具体战役都以守为主。消极的退让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助长敌人的气焰，酿成实战中的溃败。李鸿章的误国也正由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