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发生于明末清初，一度中断的“西学东渐”潮流重新出现，西方文化，包括“器物技艺”的物质文化、“议院”和“立宪”等制度文化以及各家思想学说、学术观点的“学理”（即精神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流入中国，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广泛碰撞交流，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论其背景、方式、深度、广度，和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有其显著的特点。探讨和研究这个特点，对于我们全面、科学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我们今天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都有很大的帮助。
    一、在西方列强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
    文化交流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交流双方的关系看，有时是相互平等的，也有时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从交流的方式看，有时是经济的（通商贸易），有时是政治的（互派使节、首脑互访），有时是军事的（发动战争），有时甚至就是直接的文化交流（学术活动、文艺活动）。
    近代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在西方列强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交织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这时期，从西方来说，它们是以武力为先导，以掠夺为目的的。它们不仅用火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占我土地，杀我人民，而且在每次战争中或战后，都要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屈辱的条约，割地赔款自不必说，还要建立“国中之国”。军事侵略、政治压迫和奴役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掠夺和文化掠夺。从1800-1927年，据不完全统计，通过走私鸦片，西方帝国主义就从我国掠去约284亿银元的财富；从1800-1925年中，西方殖民者以“猪仔贸易”与契约华工掠夺我国人口就在1000万人左右，连西方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诸如美国西路铁路的铺设和西部经济的开发，非洲德兰斯瓦尔金矿的开采，无不是由华工的血汗和尸骨堆成；列强通过战争勒索及抢劫中国的款项至少在14亿两白银以上，五次大的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又在数千亿美元以上……在这个中华民族自尊心受到历史上最惨重戕害的年代里，在可怕的瓜分豆剖的深重民族危机之中，反对外国侵略成为最紧迫最现实的任务，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目标。先进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始终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而展开，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与救亡紧密相联。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语言文字，是为了雪耻，为了“制夷”，“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优西海之民”①。在这里爱国之情表现得非常明显。爱国主义精神在文艺领域也明显反映出来。林昌彝绘的《射鹰驱狼图》，表现了对英国侵略者及助纣为虐者的仇恨。文人学士为此图“题咏极多”，也是时代风气和思想情绪的反映。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诗歌在近代也是很多的，仅鸦片战争时期，就有魏源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以鸦片害人祸国而创作的《阿芙蓉》，朱琦感愤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而作的《感事》，张际亮愤怒揭露英军侵略暴行深切同情人民苦难的《东阳县》，还有张维屏热情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等，爱国主义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旋律。
    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和抵抗侵略、启蒙和救亡是紧密联系，难解难分的，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学习西方不能和反对外国侵略相结合，必然在政治上迷失航向，失去促进学习的直接动力，反之，反对外国侵略如果不向西方学习，也毫无出路。这一时期真正先进的中国人，只是谙通西学，了解西方是不够的，还要具有不可缺少的爱国爱民的立场和情怀。林则徐是最早把了解西方、学习西学和抵抗外国侵略相统一的爱国者。洪秀全、洪仁玕则是把这两方面相结合的农民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特别是孙中山都在两者和谐的结合中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洋务派的情况比较复杂，从他们引进西技西学而言，总的来看具有进步性。但他们之中，既有左宗棠这样既敏于西政西学，又反对阿古柏入侵，为保卫祖国西北边陲作出历史贡献的人物，也有虽谙于西政西学，但在对外关系上妥协退让，参与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
    在近代，中国人民背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在轰鸣的枪炮声中你死我活地拼死厮杀，一方面是要平心静气地向自己的敌人学习，这就需要克服自我矛盾的凝重心理，这些决定了这种文化交流要比以往艰难得多。例如，主张抵抗英国侵略的梁廷枬，他留心时务、重视了解、介绍西方的情况，并有所撰述，称得上是有见识的、开明人物，但他却反对“师夷长技”的主张，认为“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②。这种矛盾心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正是由于“中国人对外国入侵者的畏惧和厌恨是如此强烈，以致使他们开始兴办报业、建设工厂、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努力被推迟了整整一代。”③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进度和范围受到了严重影响。
    二、中国近代处于文化“入超”的不利地位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虽说也曾有过游牧民族的侵扰、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几度打破中华文化向外单向辐射形成的惯有的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外表文化只是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以高势能状态向中国进行有限的辐射和传播。而步入近代后，中华文化所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因为西方文化是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是一种全新的，总体上是一种较高势能状态的文化，因而，在这次文化交流中，中国方面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
    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与传播过程中，翻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要害部门。在这里，传教士是占着主导的地位的。对此，顾长声、杜石然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及傅兰雅等传教士的著述里都有详尽的介绍。④我们看到：当历史演进到清季，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传教士垄断西方自然科学引进与传播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在近代中国科学译坛上，并不因为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这样的翻译家而起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中西译者合作双方的实力未曾改变，特别是中国译员的知识结构仍未得到多少更新。
    19世纪中国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都为英、美新教的传教士所操纵。其中主要机构有三家：一是京师同文馆，二是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三是广学会。其中广学会是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京师同文馆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是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这也就决定了不仅在自然科学引进与传播中传教士占主导地位，在社会科学的引进与传播中传教士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