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报刊是输入西学的另一途径。据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统计，从19世纪40-9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传教士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西方传教士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当时的新闻出版事业。
    创办学校是传教士传播西学的又一重要途径，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学校的数量和规模均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学校、图书出版、报刊作为晚清输入西学的主要媒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在新式学堂中，西学书刊为青年学子学习西学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报刊又为旧学校的改制推波助澜；再者译印的图书在社会上又较广泛地介绍了西学。这三者彼此呼应、互相促进，扩大了西学传播的途径。同时，留学生的派遣、科学学会和博物馆的建立、外交使团的出访、万国博览会的参加，这些都使西学传播的途径更加扩大了。
    正是由于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如此广阔的途径，加之此时的西方文化处于一种高势能态势，这就使得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学一直处于“出超”、中学处于“入超”的状态。西方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流入中国：国际法介绍到中国；西方议会制度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影响；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被较系统地传播到中国的知识阶层；进化论学说在中国广为流传；西方文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传入中国；西方心理学、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以及西洋音乐和绘画都在中国得到传播。在众多学科中，西方格致学在中国的传播尤为突出，仅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和广学会三个机构，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翻译出版的近600种西学书籍，其中格致学类书约占总数的75%，包括天文、地理、兵制、农政、算学、物理（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热学等）、化学、工艺、船政、医学等多种学科。
    大规模的西学东渐，逐渐更新了中国人的观念，对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即“新学”的启蒙和建立；导致了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出现和士林风气的变化；推动了中国近代官办、民办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建立；推动了中国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生。
    三、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
    西方文化的输入，是在西方人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在列强的殖民化政策的支配下进行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最初，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被动的。而且，从西学传入的过程来看，如前所述，在20世纪以前，西方人在向中国传播西学方面占有主导地位，至少在自然科学方面如此，这就更加重了中国人在这一时期接受西方文化而处于的被动意味。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人始终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样正确看待西方文化？如向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个历史悠久而精华萃集的系统，因此，先进的中国人在如何看待西方文化方面，有着美、日等传统文化不发达或不甚发达国家的人士所不曾有过的苦恼和困惑。甚至连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曾发出如此的感叹：对于中西文化“吾实未敢遽分其优拙也。”
    尽管如此，先进中国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在西学东渐中，总起来说，是走了一条由起初的被动接受到逐渐地主动选择的道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择的内容越来越深刻，经历了一个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
    林则徐、魏源等人是近代中国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他们破天荒地把“奇技淫巧”放在师法的位置上，认为“奇技而非淫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个口号所反映的，首先是看到并承认西方有长处，其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归结是为了抵御西方侵略者，这里明确表述了选择对象和目的，只是因为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所限，选择的是“坚船利炮”一类的军事“长技”。
    过了约20年，冯桂芳、洪仁玕都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方案，而对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它明确标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后来人们将冯桂芬的主张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从理论上确定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解决了引进西方文化后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这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西学的认识水平还是低下的；另一方面也的确反映了他们试图走出一条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拒绝的“取其之长”的主观愿望。这较之顽固派的“全盘拒绝”、买办洋奴的“全盘接受”高明得多，因而对社会的发展作用也大得多。它有力地推动了一个以引进西方科技、管理方法，创办近代企业的社会运动。问题是这个选择不是使固有的文化适应“近代”的变革，使之具有“近代”的功能，并正确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有益的东西，而是在于维护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统治秩序，这就充分表明了这种文化选择的保守性和狭隘性。
    接下来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他们对鸦征战争以后几十年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各种态度进行了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他们批评“中体西用”论的失误，并超越了“中体西用”的局限，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跨出了一大步。对于西方文化，他们主要选择吸收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是一个典型的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结合的人。他将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与中国古老的“公羊三世说”揉合在一起，“欲以构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⑤，形成了改良运动中具有中国特色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内涵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但是，维新人士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他们尊崇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旗帜，鼓吹儒家思想，维护君主地位。
    20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从西方文化中选择吸收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思想，但在政治制度方面和维新人士不同，他们采取的是民主共和国方案，摒弃了君主立宪制。孙中山曾游学欧美，旅居香港、日本，他比同时期的康有为等人对西方有更多的了解和体验，更透彻地掌握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他既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消极性一面，在主观上并不认为西方政治制度一切都好，因此，他不是把西方文化照搬到中国，而是作了很好的选择，他的“民主主义”就是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的“大同”理想有机结合的产物；他的“五权分立说”，则是把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中国化的一个大胆创造。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从西方文化中进行选择，举起了“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对封建文化展开了最猛烈的轰击。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把发动思想文化运动看成解决政治问题、救国的根本途径，则是夸大了思想文化的作用。而且，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们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