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追根索源，梁启超与陈独秀的不同价值取向有着时代与个人两个方面的原因。笔者想强调的是，这种主客观原因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互动的。
    其一，梁、陈分别处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两个重要时期，社会环境与时代特征势必对两人的选择产生至关重大的影响。梁启超代言的时代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交织的危急关头，时代的课题首先是救亡保种，于是一股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思想潮流便滚滚而来。然而，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又面临袁世凯称帝的现实这一历史变迁，陈独秀在民主共和希望破灭后甚至怀疑起不分理智和情感进行爱国的危害性。对这种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多有批评之词。
    恰恰在这里，是时代使他们一个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救亡，一个立足于民主主义的启蒙。尽管两位思想先驱的终极关怀相同--同是着眼国家的强盛和独立，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于是就难免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看到，为了论证自我选择的合理性，他们分别对中国传统道德作了不同的诠释和取舍。前者认为中国道德修养中最为缺乏的是带有集体观念的公德：“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不谓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23）”后者则以西方“兢兢于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为参照说：“而吾国自古祖传之道德，胥反乎是。（23）”
    其二，梁、陈援引的理论依据不同。梁启超接受的是以颉德为中心的进化论思想，陈独秀则以尼采等个人本位主义哲学理论为武器。如果说梁、陈因出发点不同对传统道德作出了不同的判别，那么两人对西方学说的接受与援用同样是个人所处立足点不同进行选择的结果。
    就梁启超当时接触的理论学说来看，堪称异彩纷呈。他还是中国第一位提到尼采的最早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学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25）文中麦喀士即马克思，尼志埃即尼采。虽然这时梁启超也认为两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并未显示出多大兴趣，唯对“进化论之传钵钜子而亦进化论之革命健儿”颉德独倾。何以故？显然是价值取向在作崇也。
    众所周知，“五·四”初期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有两人：一是福泽谕吉，一是尼采。相比之下，后来者居上，德国的哲人尼采逐渐取代了日本近代化先驱福泽的位置。究其根源，尼采学说中的“超人”形象更有助于个性的张扬，其“偶像破坏”理论援用起来更为得心应手。尼采进化思想的中心即是“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与梁启超“利群”思想不同，陈独秀信奉的就是这种特立独行的哲学。他希望先觉哲人应运而生，由此带动社会进化发展。他说：“自社会言之，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26）”可见梁、陈思想何其不同。由于梁启超对“利群”思想心有千千之结，时值1920年他还在评述“生物进化论”与“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两大学说之后，对“谓爱他主义为奴隶道德”的尼采大为不满，并称之为“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的“怪论”（27）。凡此种种，梁、陈启蒙思想之比较已不必赘言矣。
    最后笔者想用梁启超所创术语来结束本文：梁启超关心的是国际间的竞争--“外竞”，而陈独秀所焦虑的是国家内的竞争--“内竞”（28）。虽然两者的终极关怀一致，但思想脉络上却大相径庭，一个是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一个是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至于后来陈独秀从尼采个人主义发展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逸出本文论及的启蒙范畴，只有另文专论。
    注释：
    ①《宾庵自传》，《宇宙风》散文十月刊第53期。
    ③⑥⑦⑧⑨⑩（13）（14）（21）（22）（24）（26）《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第132、103、158、82、206、201、239、113、119-120、91页。
    ②④⑤（11）（12）（15）（16）（17）（23）（25）（27）《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207、214、248、217、215、227、213、347、721页。
    （18）（28）《饮冰室合集》，第6册，文集之十七，第1-12页；第五册，文集之十四，第33-35页。
    （1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
    （20）《马恩全集》，第一卷第426页。 WW施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