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引唐律规定丁夫分别为正役与杂徭。同书卷13云：“其小徭役谓充夫及杂使。”卷28称：“夫谓杂徭及杂色工匠。”杂徭夫役是小徭，不是重役，因而可由中男承担。唐人贾公彦就东汉郑玄对《周礼·地官·大司徒》“宽疾”条的注解所作疏议，指明废疾不能服兵役，残疾不为重役可服轻役，“取其半功而已”，也就是残疾可负担杂徭。杂徭既是小徭、轻徭、杂使，便和正役颇有差异。因此，充夫式所引户部式，对“丁男充夫”与“中男充夫”分别作出不同规定。拙作《唐五代赋役史草》及《唐代杂徭的几个问题》已就唐代杂徭谈了不少，为免不必要重复，在此只就夫役是否等于杂徭谈点浅见。
    正役20天是丁男每人每年要无偿为国家劳役，役使内涵并无明文规定。我以为丁男所担负的必然是那些劳动量大并对封建国家有着迫切需要的大工程，诸如土木建筑以及大量实物运输之类，通常都需要征调大批强劳力以从事集体劳动，有如汉代称为正卒的力役，北朝称为恒役的劳役。隋代规定十八岁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改以二十一岁成丁。十三年（593），在长安修建仁寿宫，“役使严急，丁夫多死，……死者以万数”（17）。丁夫或称役夫，役者是丁男，从事重劳役，也即是唐人所称正役。
    《唐律疏议》所记唐代杂徭的内涵极为详备，早在该书修撰之前，已存在杂徭征役。《唐会要》85记武德九年（626），唐太宗初即位，下令简点中男当兵。给事中魏征出而谏阻，指责“次男以上并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是知唐初已正式征调中男服杂徭。上述北魏时，鳏寡孤独都要承担杂徭，“夫”与“半夫”称呼即是丁男与中男。十五岁成丁，按唐制尚属中男，半夫则是小男。汉魏以来的夫役绝大多数是丁男充役，直至隋代仍然。文帝时，“役丁为十二番”，即岁役三十日。炀帝大兴徭役，“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在这种情况下，役使中男自是必然的了。但它仍属正役行列。唐朝总结了前代夫役的役使对象及其内涵，正式制订了有代表意义的法规。
    唐代夫役主要由丁男中男承担，丁男既服正役，又有杂徭，将“夫役”一律定为杂徭便不很妥当了。户部式云：“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役），七十日并免租，百日以上课役俱免”。丁役原是二十天，服杂徭四十日，可免二十天正役。唐制，丁役二旬后，有事加役，十五日免其调，三十日租调俱免。包括正役在内总共不得超过五十日。而服杂徭时，四十日免力役，七十日免租，百日以上可免全部课役。它充分体现出杂徭是轻徭、小徭的特点，因而役日比正役要长，才可折免。就徭役本身而言，正役与杂徭都是劳役，除轻重不同而外，二者的内涵差异尚难一一究明。
    杂徭自是役使很杂，西州文书所见差充蒲萄园中从事抽枝、复盖、踏浆、整枝、埋柱、运浆、运枝等等夫役应是杂徭。1972年，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文书所载西州指令“高昌县差无役中男兼丁者十三人发遣”。这批服役的丁男中男乃是杂徭。同年同地215号墓出土一份夫役名籍（18），记“冯怀盛、李元顺、秦山子、李思定、袁弥弥，已上第八户，各夫一人，役六日”。此后还有一大批人名，多残缺，很可能是差九等户服夫役。八等诸户每家出一夫，服役六天。同墓出土残文书中有“今数载”之词，据以推测，大概是玄宗天宝时在西州地区按户等征差夫役。“役六日”，所干何事，并不明白，估计应属杂徭。
    《唐律疏议》16称：“诸被差充丁夫杂匠而稽留不赴者”，按不同时日分别处刑。《疏议》云：“丁夫杂匠被官差遣，不依程限而稽留不赴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说明差派的夫役要依限迅速应役。1964年阿斯塔那35号墓出土文书，内有武周证圣元年（695）阴名子所写牒文，列举差派去官蒲萄园服役的五人名字，“频追不到”，于是只好上报实情，上级批复云：“仰田进通领夫过即须便到园所。身无，勒所由并前官问。”同墓出土圣历元年（698）另一件牒文，列举役夫九十六人，“各役单功，各合五日”。其中“七十七人役迄，十九人未役”，并说“准往例料得夫”而上报（19）。《唐律疏议》28云：“诸丁夫杂匠在役……亡者，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唐大诏令集》4《改元载初（689）赦》称：“丁夫杂匠……等违番及逃走，应陪番及征课调者并特宜放免。”这都说明朝廷对夫役的控制是相当严厉。
    1973年，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文书记开元廿二年（734）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该县新兴谷等地堤堰和水渠多处，据水官杨嘉恽等状称，“前件堤堰每年差人夫修塞，今既时至，请准往例处分”，料用人功，分别为单功六百人和八百五十人。这类小小的“修堤夫”役应是杂徭（20）。河南汴州东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河南尹李杰发“汴郑丁夫”，“省功速就”，大有利于公私（21）。《全唐文》卷200沈成福《议移睦州治所疏》称：“州城俯临江水，……每至夏中，江水泛涨浸没，年别流理，夫役极多”。西州、汴州和睦州地区内兴修水利的劳役是征派丁男承担，说是地方性力役可通，说是杂徭也未尝不可。《唐律疏议》27引营缮令，“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处，刺史县令以时检校，若须修理，每秋收讫，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西州、汴州修堤防劳役可说是按法令办事。《水部式》记“诸置浮桥处”，“所须人夫采运榆条造石笼及索等杂使者”，除了驱役当津水手和所配兵士、镇兵而外，还以“桥侧州县人夫充”，“役各不得过十日”。修浮桥、堤防所征夫役大概也都是杂徭。
    唐初诗人王梵志说：“十六作夫役，二十（一）充府兵”，以对比手法说明中男服杂徭和丁男充兵乃是简单明白。晚唐临安人程仁绍由钱鏐给帖，使“巡看大邱陵并及四面山林，……日夜巡看”。陵户已服劳役，“户内所杂色差配夫役，从前蒙押太祖武肃王批命放免”，年深月久，地方县令又加差派，他为此请求“其户内杂色差配夫役甲头等……准前蠲免”（22）。由此表明，夫役乃是按户内丁中进行差派的。
    皇帝离京频繁巡游各地，甚或去泰山封禅，沿途所经差派很重。前述韩显宗谏阻魏孝文帝巡游，已说到杂徭烦扰。李平劝阻宣武帝在秋收时行幸邺城，也说是“一夫从役，举家失业”（《魏书》卷65）。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东封泰山，“行经州县，供顿劬劳”，“杂差科并车马夫役”很重。廿一年，行幸潞州、太原等地，“诸州沿供顿所差帖助夫”甚众（23）。开元十一年正月，玄宗去太原，三月返京，除沿途供顿耗费外，毗邻的郑、卫、雒、相等州也派“佐助夫役”（24）。开元十九年，自长安至洛阳，“供顿州百姓所据缘顿差科及充夫匠杂役供应等”很重（25）。京师所在也不幸免，开元廿三年诏，“两京城内今年所有诸杂夫役并宜放免”。开元廿六年制，“京畿之内，杂役殷繁”（26）。这些事例表明，包括两京在内各地夫役征发很重，那种认为杂徭仅仅是地方性徭役的观点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与前代相比，唐代夫役已允许雇佣充当。开元廿三年制，两京城内夫役“以诸色钱和雇取充”。天宝初，水陆转运使韦坚在长安城东穿凿广运潭成功，诏书说，“应役人夫等虽各酬佣直，终使役日多，并放今年地税”（27）。这是盛唐时所推行的雇役。两税法已宣布省却杂徭，夫役仍是大量存在。顺宗即位赦，“天下诸州应须夫役车牛驴马脚价之类，并以两税钱自备”，表明各地夫役雇佣很广泛。唐政府征伐王承宗、吴元济等叛镇，明令宣布，“如要车牛夫役工匠之类并宜和雇，优给价饯”。唐军攻破淄青李师道、汴州李、淮西吴元济时，也一再开恩，“其贼中杂差点子弟夫役。便放还本处”（28）。由此可见，唐朝廷与地方节镇都在大量使用夫役，众多夫役实在难以说是承担轻徭的杂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