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唐史关于“夫役”的记事有不少难以归入杂摇。门夫由中男与残疾人充当，役使不算重，颇符合杂条件。然而，《通典》35称，“残疾免课调，中男免杂徭”，这就表明门夫不是杂徭，我只好把它列入色役。又如营墓夫是为唐朝贵族与高级品官身后修墓的徭役，唐政府为李弘修墓，征调滑、泽等州丁夫数千人，过期不遣，“丁夫恚苦”，被迫造反出逃（29）。李义府为祖父改坟墓，苦役七县丁夫车牛（30）。《唐大诏令集》77所记德、顺、宪、穆等帝及皇后陵寝的众多诏敕，多涉及诸县“人夫寒冻”、“供役为劳”、“营奉力役，劳敝极深”，乃至有持锸而死于役者，联想秦代修骊山墓情景，我是很难将营墓夫列入杂徭轻役，而以之划为色役，盖因诏敕一再谈到有重色役故也。与之相类似，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京师的“筑台夫”，杜牧谈到汴州境内的“牵船夫”，这些夫役也都难以列入杂徭的行列。甚至《唐会要》卷89所记元和八年，敕令诸贵族庄园，“其率税夫役，委府县收管”中之夫役，我们也是不能把它与杂徭等同。
    律令格式是唐朝的重要法令，有人因称唐朝是律令格式时代。唐律虽包含了某些行政、经济等方面的立法，基本上只是一部刑法。早在西汉盛世，杜周已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31）唐代国家机器的运转常依赖令格式的制订，尤其是玄宗开元以后以至五代时期多次删定格式令，注意编敕，将“制敕分朋比类，删去前后矛盾及理例重错者，条流编次”以成格敕（32）。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敕，“后敕合破前格，自今以后，两司检详文法，一切取最向后敕为定”（33）。宋人洪迈、朱熹等人一致认定宋朝法令是敕令格式，我以为宋人重敕的端倪实始于唐。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可以看出，唐代大量诏敕中所说夫役实是正役而非杂徭，例如大批土木建筑之役，运役、治河夫役等等，不能因为这些劳役者称为“丁夫”、“夫役”，就按唐律所说，轻易地划归杂徭。《旧唐书》98记玄宗开元中，宰相李元紘反对在京畿以所废百官职田为屯田，他说：“征发丁夫，征役则业废于家，免庸则赋缺于国，得不补失，”所云丁夫之役便不能释为杂徭。
    （三）
    宋朝初立国，便令窦仪等在后周刑统的基础上重定刑统，《宋刑统》在表面上和《唐律疏议》同样分为12篇502条。有关丁夫、杂徭的文字也沿用未改。我粗读宋代基本史籍，“丁男”、“夫役”等词大量涌现，“杂役”名称仍存，“杂徭”除了尹洙在仁宗时上疏提及“畜马者又蠲其杂徭”（《宋史》卷295）而外，却再未见到。那么，宋朝的夫役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刑统撰定后，沿用至南宋高宗时，为适应现实需要，作过多次修订。在修撰刑统时，还编了4卷106条编敕，“诏与新定刑统三十卷并颁天下，世称平允”。其后，“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于敕之外”（34），因此，宋人很重敕。《朱子语类》128云：“律是历代相传，敕是太祖时修，律轻而敕重。”所言是实。
    人所共知，宋朝使用厢军服劳役。《文献通考》156云：“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全固”。王曾瑜教授曾简明地概括厢兵用于修桥筑路、筑城、造船、造武器，用以治河，战时用以运粮以及用于官吏的送往迎来和侍卫等等。同时批评了马端临所言过于偏激，“对厢兵减轻民户夫役的程度不能估计过高”，“在某些场合，民户夫役负担很重”（35）。我认为这样的分析非常正确。
    宋制，“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36）。直称男丁为夫，又不言中与小，均与前代稍异。开宝四年（971）七月，太祖指令各地，“点阅丁口，具列于籍，以备明年河堤之役，如敢隐落，许民以实告，坐官吏罪”（37），自此征役丁口，贯串于两宋始终。
    治河是北宋最突出的夫役。早在五代时，汴京所在，常有治河之举。如后周显德六年（959），征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河，滑、亳二州丁夫浚五丈河，发丁夫疏导蔡河（38）。赵宋建国，“汴都仰给漕运，故河渠最为急务。先是，岁调丁夫开浚淤浅，糗粮皆民自备。（正月）丁未，诏悉从官给，遂著为式”（39）。夫役由官府供给口粮，这是宋朝有异于前代之处。
    河役大致包括发展交通与修治河决。建隆二年（961）正月，“诏发京畿、陈、许丁夫数万”导引闵水，自新郑与蔡水合流，贯通汴京，以通淮右水运。二月，派刘载往定陶，“督曹、单丁夫三万，浚五丈渠”，以通东方漕运（40），努力开发汴京东南面的漕运通路。禁卫军将领尹勋“督丁夫浚五丈河，陈留丁夫夜溃，勋擅斩其队长十余人，追获亡者七十余人皆刖其左耳”（41）。可见宋初夫役已是苦难深重。
    汴京地势低下，筑堤防水任务很重。乾德元年（963），“发近甸丁夫数万修筑河堤”。五年，“发畿县及近郡丁夫数万治河堤，自是岁以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毕”（42）。征发丁夫护堤已成为经常性的任务。
    河堤不时决口泛滥，必须及时修堵。例如乾德四年八月，河决滑州，调发兵夫数万经两月才修复。太祖、太宗时，汴水先后在宋州宁陵县决口，征宋、亳丁夫近万人塞决口，“发近甸民二万修河堤”。开宝五年（974），河决阳武县，汴水决郑州、宋州，“发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万人塞决河”（43）。自此直至北宋末年，发夫治河难以备举，概括而言，约有下列诸特点：
    一、治河夫役数量多：北宋人说：“齐天下之役，其半在于河渠堤埽。”“岁有常役则调春夫，非春时则调急夫”（44）。例如，咸平三年（1000），调丁夫十五万修黄河汴河。至和二年（1055），发丁夫三十万修澶州六塔河（45）。
    二、兵夫同役是宋初以来的传统：真宗时，洺州推官祖百世“监督兵夫”塞漳河水口。仁宗天圣五年（1027）七月，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缗饯五十万塞滑州汴河”。六年三月诏，“岁调郓、曹、濮等州丁夫以治澶州河堤，颇妨农业。自今发邻州卒代之”（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