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论述“自强”口号时，总是提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1862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以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④即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本，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末。曾国藩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中本西末”问题，但他是用本末观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却是没有问题的。
    左宗棠曾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过专门的论述。1866年，他奏称：“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相不逾，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⑥他指出，中学与西学，二者泾渭分明。西学崇实重艺。“有迹可寻，有数可推”，是为“末”；而中学以运虚尊道，重义理，是为“本”⑦。左宗棠运用道器论的观点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其“中本西末”思想较之曾国藩又进了一步。
    李鸿章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做过较多的论述。1864年，他致函总理衙门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⑧他在这里谈学习西学的办法及如何培养西学人才，也是将中学的“明理”和西学的“精艺”加以区分，并且认为对西学只是“师其法”，以维护“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中国文武制度”这个根本。翌年，他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⑨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不可动摇，是本；而西学不能说就是“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犹如急病不得不用治标之方，是末。
    后来，李鸿章又在《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中专门论及学习西学问题时称：“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⑩视西学为“异学”，即以中学为“正学”，这也是“中本西末”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到70年代中期“海防议”发生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又成为讨论者的热门话题。洋务派官员一般都继续坚持“中本西末”的观点。如李宗羲在赞同总理衙门所奏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的同时，指出：“原奏六条，以用人、持久两条为前四条之要领，由末溯本。用意至为深远”。练兵“尤须练艺”，“参用西法”，简器、造船“只能就洋匠成法，依样仿造”，筹饷则或开矿以“致富”、“自强”，皆属于西学，为末，列于前；“持久之道在于得人”，“帝心简在，任用自有权衡”，“故用人一条，尤为万事之根本”，列于后。此即“由末溯本”。这里虽是议论海防问题，但又不能不涉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故出此“由末溯本”之论，以强调中学与西学之间的本末关系。王文韶与李宗羲具有同见，但说得更为明确：“天下事有本有末……就六事而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其末也；用人、持久，其本也”。（11）
    据以上所述，不难看出，从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到一般洋务派官员，都是主张“中本西末”论的。“中本西末”成为洋务派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本西末”论，而不是“中体西用”论。笼统地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既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又有许多难以圆通之处。
    早期维新派的“中本西末”论
    一般地说，早期维新派也是“中本西末”论者。但是，早期维新派的“中本西末”论与洋务派的“中本西末”论相较，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这是应该注意分辨的。
    在早期维新派中，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都论述过“中本西末”问题。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时，即对“中本西末”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明。首先，他用变易的观点来考察“本”与“末”的关系，称：“时之应有常有变，而功之施有本有末。时处乎变，则从其变之数以治其末而匡救之，而本有不暇顾矣；时际乎常，则审其常之理以探其本而厘正之，而末有不足言矣。天下之患，在吏治不修，纪纲废弛，民气郁塞，盗贼横行，岂为海上强敌莫之能支？一方告饥而已虞束手，一夫称乱而相顾哗然。窃以为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其次，申明本末之序，称：“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而边防一事，又有其本末存焉。敬绎六条之议，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至言其本，则用人而已矣……故求人才，尤以挽回积习为先。”复次，强调本末不能分割，而应循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始务其末者。”（12）郭嵩焘的本末观确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本末一体，不能截然分开，西洋立国也是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等，不是仅仅有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