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的本末观也有其特点。1872年，他在送陈兰彬带幼童赴美留学时写有赠言：“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犁然罔，盖诸国之不逮亦远矣。为今之计，莫若勤修政教，而辅之以自强之术。其要在夺彼所长，益吾之短，并审彼所短，用吾之长。中国之变，庶几稍有瘳乎？”（13）中国之所长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这当然是本；西方之所长在“自强之术”，以此为辅，这当然是末。那么，“政教”是本还是末呢？恐怕没有以“政教”为末之理。既以“政教”为本。而提出要“勤修”，这就话里有话了。几年后，薛福成在一封答友人书中便说明了为什么要“勤修政教”的原因。他写道：“乌乎！中国不图自强，何以善其后？夫今日中国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资格不能进也。士大夫方敝敝焉为无益之学，以耗其日力，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一闻非常之议，则群骇以为狂，拘挛粉饰，靡有所届。而彼诸国则法简令严，其决机趋事，如鸷之发。如是而外国日强，中国日弱，非偶然也。”（14）通过中西政教的对比，他认识到，中国之日趋衰弱，不仅在末的方面不如外国，更重要的是在本的方面也不如外国，所以提出非“勤修政教”不可。这就直接涉及一个在当时非常敏感的问题：“本”能不能变？在薛福成看来，不仅“末”可以变，“本”也是可以变的，起码“本”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变的而且非变不可。在当时发表这样的观点，是洋务派无法望其项背的。尤为可贵的是，他长期坚持这一观点而不变，直到1890年还重申道：“居今世而图立国之本，虽伊、吕复出，管、葛复生，谓可勿致意于枪之灵、炮之猛、舰之精、台之坚，吾不信也。若夫修内政，厚民生，濬财源，励人才，则又筹此数者之本原也。”（15）进一步强调“修内政”，认为这才是立国的本中之本。
    王韬是一位重要的“中本西末”论者。其基本观点是：本末并行，由本及末。他说：“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其末。”（16）“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指出：“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17）其结论是：“治末必以本始。”（18）王韬认为，本是事物的内因，所谓“内焉者”；末是事物的外因，所谓“外焉者”。因此，治国固然要本末兼行，但必须“由本以治末”，“治末必以本始”。
    王韬的这种本末观，是根据他的道器论推衍而来。他在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所写的跋中指出：“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儒道也，亦人道也。道不自孔子始，而道赖孔子以明。”（19）但是，道与器，二者又不可不分轩轾。他认为，轮船、火器、机器等等，“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虽然，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20）因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21）那么，究竟如何办理呢？回答是：“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而已。《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西国以所以讲强兵富国者，率以尚器为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22）他从以“治民”为本论到人与器的关系，确实是相当精辟的。从而认识到，本与末的关系，是一种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这样，他自然会得出“由本以治末”、“治末必以本始”的结论了。
    王韬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并不死守“治末必以本始”这个结论。他似乎看出了本和末的地位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故称：“道不能即通，则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以行者也。”（23）就是说，在“道不能即通”的条件下，就应该“假器以通”，治末就要先于治本了。
    继郭嵩焘、薛福成、王韬之后，郑观应成为“中本西末”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专门写了一篇《道器》，用道器论的观点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说：“孔氏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又曰事有始终，岂不以道开其始，而器成其终乎？”道为本，开其始。故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达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器为末，成其终。固又指出：“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那么，中西差在哪里呢？基于以上论述，他认为：“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在这里，他看到了中国的弊病是“堕于虚”，西洋的长处是“征诸实”。但是，他认为，道与器，本与末，虚与实，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即所谓“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24）了解了道与器、本与末、虚与实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正确理解“实者道也”、“虚者器也”二语的确切含义。对此，陈炽在为《盛世危言》所写的序中用“道之中有器焉”、“器存而道亦寓焉”（25）二语以概括之，可谓得郑观应道器论和本末观之精髓了。
    郑观应还认为，道与器、本与末既是对立统一的，就可以相互转化。所以，道与器也好，本与末也好，也就是约与博的关系。他指出：“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尚皆不能无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此以由博返约为例，阐述由器返道、由末返本之理。正基于此，他在《考试》中提出了“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大胆设想：“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颃。”（26）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看，郑观应的“中本西末”思想都达到了那一时代的最高水平。
    由上述可知，早期维新派虽然和洋务派一样，都是“中本西末”论者，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有着重要的差异：第一，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看成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中学是本，西学是末，所以本末关系是不同事物之间主要和非主要的关系；早期维新派则主张本末一体，事物各有其本末，西洋立国亦有本有末，并非仅仅有末而已。第二，洋务派用静止的眼光来看本和末，强调中国的政教远出西人之上，本是永远不能变的；早期维新派则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表现在末的方面，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本的方面，本不但应该变，而且非变不可。第三，洋务派把本和末视为主与辅的关系，末为辅，只是外加的附属物；早期维新派则认为，本与末是对立统一的，本寓于末，有末就有本，故可以末化为本。明乎此，再来看“中体西用”问题便比较容易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