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提出
    我们说“中体西用”不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并不等于说洋务运动时期还没有“中体西用”思想。恰恰相反，“中体西用”思想的出现和洋务运动的发生，几乎是同步的。不过，“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者，不是洋务派，而是早期维新派。
    体与用和本与末，是两对相对的概念，皆是由道与器派生的。什么是体？《玉篇·骨部》：“体，形体也。”《易·系辞上》：“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注曰：“方体者，皆系于形器。”又曰：“体是形质之称。”所以，体指有形体的器物。什么是用？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王应麟《困学纪闻》：“用之者何？体也。”王夫之《周易外传·大有》：“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所以，用决定于体，是体的外部表现或功能。所谓“见于外者为用，具于内者为体”也。早期维新派本是本末一体者论，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也就很自然了。
    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派淮军大将张树声最早明确提出的。这指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于1884年所上的遗折，内称：“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7）张树声作为一位洋务派的封疆大吏，在遗折中指出西洋立国具有体用，并非有用而无体，并对“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的做法表示怀疑，确实是不同寻常的。
    不过，对于洋务派来说，这是仅有的一个特例。而且，张树声的体用观，有极大的可能是得自郑观应。郑观应于1884年3月奉调到广东，曾受张树声委派，“赴香港与英兵总理论提炮事”。此后与张树声有所往来。查郑观应的《南游日记》，在是年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28）郑观应日记与张树声遗折相较，不仅内容相类，而且许多用语竟然相同，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众所周知。郑观应喜欢向上司条陈时事，是否他先已将日记的意思写成条陈了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郑观应的这则日记写于闰五月十九日，而张树声则于同年“九月卒于黄埔军中”（29）。显而易见，张树声遗折所述的体用思想，实际上只能是郑观应的观点。
    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提出，还要上溯20年。早在1865年，当时还在曾国藩幕中的薛福成，在论及筹海防事宜时，写道：“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战态以螫我中国；言其用，则筹之不可不预也。筹之预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30）他将政刑、法制、风俗、育才等列为体，火器、轮船等列为用。同时，还别具见解。将练兵、通商等也列为体。可见，在他看来，体和用并不能截然分开，体中也是有用的。这就涉及体与用的相互转化问题。在中国近代，开始用朴素的辨证体用观来说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大概薛福成可谓第一人。
    早期维新派体用观的主要特点，是看出了体用的相辅相成关系。王韬认为：“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31），强调“明体达用，本末兼赅”（32）。陈炽也说：“道与器别，体与用殊”（33）；“兼攻西学，体用兼备”（34）。郑观应指出：“有体必有用”，“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35）他认为，体是本，用是末。并批评洋务派是“逐末而忘本”。还根据自己涉重洋的亲身经历，“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确“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所以，“用”变，“体”也得变，不变是不行的。他质问洋务派说：“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36）应该说，洋务派也是变易论者，但他们只是半截子变易论者，主张末变本不变，即“用”变“体”不变。这样，郑观应的批评确实击中了洋务派理论的弱点和要害。
    于此可见，“中体西用”思想虽在洋务思潮早期便提出来了，但与洋务派根本无涉，是薛福成最先提出来的。到80年代，它又为其他早期维新派所论证和进一步发挥。尽管如此，迄于1894年，提及“中体西用”者仍然为数不多，它始终未能取代“中本西末”，成为洋务派运动的纲领性口号。
    戊戌维新时期的两种“中体西用”论
    直到1895年维新思潮兴起之后，“中体西用”才逐渐成为流行的口号了。在此后的几年内，“中体西用”似乎成了各类人物都能接受的普遍原则。到戊戌维新时期，更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是当时朝廷上下都一致把“中体西用”作为变法的指导思想了。
    事实上，问题远非这样简单。应该看到，从皇帝到内外臣工，尽管都在力倡“中体西用”，但其着眼点并不相同。大体说来，当时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维新派人士，一种是洋务派人士，他们对“中体西用”的认识是大相径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