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贵族政制的危机
    公元前七世纪时，希腊社会开始出现追求物质财富和奢华生活的风气，⑤ 麦加拉诗人色奥格尼斯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那些最富有的人对财富的渴望，竟是双倍于他人。”而阿尔凯俄斯则引用一句出自斯巴达的谚语说，“‘财富创造人’，贫穷的人不可能获得尊贵和荣耀”。（Alcaeus 360）在这种情况下，贵族们加紧对下层社会成员的剥削和掠夺成为势所必然。结果，土地集中加剧，小农阶层很快因债务等问题而沦落至社会依附者的地位，土地和债务问题遂成了这一时期希腊社会的关键问题。[9] （P101）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土地“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里”，“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的现象，[1] （P8）真实地反映出了这一社会状况。
    贵族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加重，激化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国家，这种冲突甚至演化为公开的内战。如在米利都，暴动的平民曾一度得势，他们把抓到的贵族的孩子扔到打谷场上，然后驱牛将他们踩死。最后，米利都人只好请求派洛斯人作为他们的调停者。[2] （P355-356）而在萨摩斯、叙拉古等地，也都有类似性质的内乱爆发。激烈的社会斗争为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舞台。
    这一时期希腊社会另一个深具影响的变化，就是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财源的扩大，一批出身低微但却非常富有的暴发户产生了。梭伦的言论可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希腊社会已趋多样化的经济生活。他说：“如果一个人缺少财富，为贫穷所迫，他就会决定必须通过任何自己所能的方式去获得财富。为此，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手段：有的人会奔波于本是鱼类生活的大海……有的人则会学习雅典娜以及拥有众多技能的赫淮斯托斯的技艺。”（Solon, fr. 13，41-50）而且，在梭伦看来，金银（不只是土地）也同样成了财富的标志。（Solon, fr. 24）由此便不难设想，一个人即使缺少或者没有土地，他也可能通过梭伦所举的上述众多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而变得富有。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否认这一时期希腊社会中一个独立的工商业阶层的存在，但却不能否认一些暴发户的崛起这一事实。实际上，到公元前七世纪末叶以后，那些传统的世袭贵族已经不是社会中唯一的富有者了，而一些富有的人也并不都出身名门。色奥格尼斯的抱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这种情况：“对待羊、驴、马等，人们还试图得到纯正的良种；但一个有身份的男人，却会迎娶一位身世低贱的女子，只要她的父亲能提供丰厚的嫁妆；一位名门出身的女子，也会嫁给一个家系卑微的男人，只要他财多富有；她喜欢财富胜于门第……血统已为钱财玷污。”（Theognis 183-191）很显然，在传统的世家大户之外，已出现了一个新的富人集团。
    著名古代经济史家芬利曾指出，社会分层现象最初起源于财富和征服，之后便由血统决定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财富还是决定性的，那么，除非财富具有相当程度的流动性，或者除非有了新的生财之道，否则社会一定会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10] 芬利的这段话虽是针对荷马社会而发，但对早期希腊的贵族统治也是特别适合的。公元前七世纪希腊社会中富人集团的出现，无疑打破了世袭贵族排他性统治的基础。这些在经济上取得优势的暴发户们，必欲对垄断政权的世袭贵族进行挑战。安德鲁斯的评论非常恰当地表达出了这一点：“始于公元前750年前后的经济扩张，其主要结果是，经过一段时间产生了一个富人集团。这个集团……必然日益感到被排斥在政治特权之外，是非法的和不讲道理的。”[7] （P84）
    此外，由于传统贵族统治的狭隘性，政权往往为一个或几个家族所把持，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很多贵族世家也会像新的暴发户一样被排斥于政权之外。如在科林斯，政权完全为巴基斯家族垄断，很难想像在这一家族之外就不存在其他贵族之家。那些处于统治圈之外的贵族，一定会不失时机地要求加入到圈内。而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后来推翻巴基斯家族统治的僭主库普塞洛斯，实际上就不属于这一家族，这便很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其实，即使在掌握政权的贵族内部，也难免会有一些追求个人目的和利益的野心家试图摆脱他人的羁绊，雅典的基伦暴动可作为一例。因此，贵族内部的斗争也是必然的。
    上述诸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希腊社会传统的政治统治秩序即贵族政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正在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装步兵制度，对贵族政制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全面的社会革新已是指日可待。
    古希腊王权消失后，所以会建立起贵族阶级的统治，主要是由于贵族拥有财富，并因此可以垄断军事，因为当时的战争主要依赖骑兵，而马匹等武器装备并非一般人所能负担得起。[9] （P100）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这样讲到，“王政之后，希腊人的最早的政体是基于战士阶层的，这在最初是指骑兵。过去，战争中的力量和优势曾经是依靠骑兵”。[3] （P213-214）
    既然骑兵构成了政权的基础，而在当时能够养得起马匹的只能是少数贵族，其形成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制就很自然了。对此，亚里士多德的另一段文字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那些著名人物彼此之间在财富和家产方面也存在着差别，养马便是一例。养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富人才能养得起。由于这一原因，在古代那些由骑兵构成其军事力量的城市，便形成了畜马者的寡头政体，在对邻邦的战争中，它们使用骑兵。”[3] （P181-182）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断有其语言学上的依据，因为厄勒特里亚的贵族就被称为希佩斯（Hippeis, 意为“骑士”），而卡尔基斯的贵族则被称为希波博塔伊（Hippobotai, 意为“畜马者”）。[2] （P379-379）当然，单凭这一语言学上的材料并不足以证明早期希腊的贵族统治真的都是依仗着骑兵，或者，早期希腊果真就存在着一个主要依靠骑兵作战的时代。[7] （P32-33）但这并不妨碍亚氏关于早期希腊是狭隘的贵族统治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即使一些地方的贵族政制所依赖的并不是骑兵，他们也可以找到其他方面的统治依据：或者是大的土地所有者，如在萨摩斯；或者声称是早先王族的后裔，如科林斯；或者以本邦创建者的子孙自居，如米提利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7] （P8）无论他们给自己的统治寻求怎样的借口，他们政权的主要基础是对军事（不管是骑兵还是什么其他类型的军队）的垄断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对此，考古发现可引以为证。
    考古材料表明，随着重装步兵使用的新式盔甲的出现（实则意味着重装步兵的出现），希腊墓葬中便不再有武器作为随葬品了。对这一现象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这之前，拥有武器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因此，死后也要把武器带到坟墓中，以继续标明自己的身份。这说明那些以武器为随葬品的人，只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即贵族。但当重装步兵出现后，战士这一职业已经大众化了，武器不再是一个人特殊社会地位的标志了，所以贵族们也就无须再以它们为随葬品，以炫耀自己的身份；而对构成重装步兵的一般小农来说，武器又是非常珍贵的，善藏之以传诸后世尚且不及，当然不可能把它们带入地下了。
    至于重装步兵到底出现于何时，目前还难以确定。有迹象表明，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在南部希腊的一些地区已经存在着重装步兵制度。[7] （P31）但是，由于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希腊各地采用这一新兵制的时间并不一样，在一些地方，如小亚和爱琴海的一些岛屿，这种变化就比较晚。[7] （P31）至于这一新的军事制度出现的原因，我们就更无从把握。可能的解释是，南部希腊各邦之间（如阿耳哥斯与斯巴达等）的激烈的领土争夺，最终导致了这种新的作战方式的运用。[7] （P37-41）重装步兵的作战特点是采用方阵战术，这便与以前的贵族战斗方式有了根本的不同。在军事贵族时代，作战多为个人决斗的形式，它突出贵族个人的英勇善战，现在则正好相反，它“需要训练有素习惯于分组行动而不卖弄个人勇猛的大队士兵”，[7] （P32）不论是不是贵族，都必须和其他士兵一起协同行动，并肩作战。鉴于此，不少学者认为，既然贵族不能继续垄断军事，他们独霸政权的局面也将难以维持，因为那些加入到战斗行列的普通人势必也会进而要求参与政治。因此，接下来政体的变化就是必然的了。⑥ 亚里士多德就指出，重装步兵的出现，使得早期希腊由贵族政制变成了一种“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政体。⑦ 而雅典的德拉古宪法则可作为这种政体转化的一个例证。德拉古规定，“凡能自备武装的人有公民权利，这些人进行选举……议事会议员由公民集团中抽签选举，凡四百零一人，这种议事会成员和其他官吏的抽签均以年在三十岁以上的公民为限；直到每一人都已轮到，且从头开始抽签之时为止，任何人不得连任官职”。[1] （P7）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传统上对重装步兵的这种看法显然是夸大了它的政治作用，其实，它对希腊公民集体的形成以及政体的变化并没有如此立竿见影的影响。[11] 对此，我们认为，要完全否认重装步兵对公民集体形成的作用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以后希腊历史的发展情况来看，正是重装步兵成了公民集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若认为重装步兵一出现，马上就导致了政制的变化，那也的确是过甚其词了。就雅典的情况而言，即使认为其重装步兵出现是差不多与德拉古立法同时的，他们也未能成功地参与政权。因为德拉古的宪法显然没能成为现实，直到梭伦改革的时候，雅典的公民政治才得以正式确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重装步兵的出现确实有助于冲破世袭贵族对政权的垄断，因为这一作战方式的盛行，使得当时的希腊社会处于了一种两难状态：一方面，贵族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而加紧了对平民的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又离不开平民，需要他们去执干戈、卫社稷。平民社会作用的提高与他们社会处境的恶化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必然会引起平民更加强烈的不满，要求改革现状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