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义”思潮的盛行与城邦制度的确立
    “正义”（δικιου）是古代希腊哲学和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得自于正义女神“狄凯”（Δικη）。狄凯的形象是手持标尺，以衡量事物是否适当和公平。在古典时代，她主要代表一种秩序，强调任何事物都应安于自己的本分，用罗素的话说，就是“不能逾越永恒固定的界限”。[12] 赫拉克利特的一则比喻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观念的理解，他说，“太阳不会逾越他的本分，如果他逾越的话，公道（即正义）之神的女侍伊里逆司就会给他以应得的惩罚”。[4] （P48）柏拉图在设计他的理想国时，正是从上述意义上使用“正义”这一概念的。[13] 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精神，也同样浸透着这种“切勿过分”的正义思想。
    希腊人的这种正义观念，是从其古老的“凡事宜求适度”的原则发展而来的。荷马史诗对这一原则已有反映，[14] 到赫西俄德时，这一原则便与正义之神结合在了一起。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叙说道，如果谁伤害了正义，女神就会“坐到克洛诺斯之子、其父宙斯的身旁，数说这些人的邪恶灵魂”，直至人们得到应有的报应为止。[8] （P9）赫西俄德同时还认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区别，就在于存在着正义。他说，“由于鱼、兽和有翅膀的鸟类之间没有正义，因此它们互相吞食，但是，宙斯已把正义这个最好的礼品送给了人类”。在这里，正义已经明显有了“秩序”、“适度”或“均衡”的意思。[15] 而到公元前七世纪末六世纪初时，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穷人与富人这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矛盾的加深，已经使希腊社会陷入了一种严重的“无规范状态”，[16] （P62）要求节制，避免过分，主张中庸的呼声越来越高。如，弗基里德斯就宣称，“在社会中我将采取中间立场”；（Phocylides, fr. 12）色奥格尼斯则规劝世人“像我一样，走在路的正中间”。（Theognis, fr. 219-220，331-332，335-336）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强调“适度”、“节制”与“秩序”的正义观念便盛行起来，并最终形成为一股影响久远的社会思潮。
    当时的正义思潮无论在宗教、伦理还是社会政治方面都有反映。首先，在宗教领域，它表现为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盛行。禁欲主义，正像韦尔南所说，是“作为贸易的发展、奢侈的炫耀、富人的蛮横无理等现象的反弹而在社会中确立下来的”；[16] （P70）而神秘主义如各种秘仪、涤罪观念等，则是对“个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纷乱和非常规状态”的一种解救，是“为了使社会能恢复常态”，[17] 克里特的涤罪论预言家厄庇美尼德⑧ 可说是正义思潮在当时宗教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据说，他可以展示人们“从前的错误，揭露不为人知的罪行，这些耻辱的罪行在个人身上和城邦中造成紊乱和病态，导致疯狂的谵妄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无序和暴力残杀”。[16] （P64）当基伦暴动之后，雅典陷入一片混乱时，厄庇美尼德便被请了去。在那里，他用涤罪仪式“使雅典城变为圣洁，使它遵守正义”。
    在社会伦理方面，正义思潮表现为一些有德之士对财富的鄙视。由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社会纷争的最主要根源在于人们对财富的无厌追求，于是，财富似乎就成了一切罪恶之源，正是它刺激了人们的贪欲，导致人们的非分行为和无节制状态，并进而“在社会集团中造成损害，在城邦内挑起分裂和仇恨”。[16] （P71）因此，正义思潮首先就把谴责的矛头指向了财富。如，梭伦就不肯用德行去交换金钱：“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贫穷；但是，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
    而在社会政治方面，这一思潮则要求限制权势者的“野心、进攻性和权力意志，使他们服从一种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总体规范”。[16] （P58）对当时的贤哲们来说，社会的混乱与不公，正表现为富人贪婪过度，以致远远逾越了他们应有的位置；而穷人则在富人的压榨下，失去了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正义的思潮就是要匡正这一现象，以使他们各自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使社会回归到平等、均衡和秩序的状态。
    不过，当时希腊人对正义所体现的“平等”和“均衡”的意义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其一是认为它们应“以才德为基础”，即应该是一种“等级制的”或“几何的”平等与均衡；另一则认为应“以数量为基础”，即应该是一种“算术的”平等。⑨ 前者我们可以梭伦为代表，他一方面谴责富人：你们这些财物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应当抑止你们贪婪的心情，压制它，使它平静；应当节制你们傲慢的心怀，使它谦逊，不要以为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决不会永远服从。[1] （P8）另一方面又警惕穷人：他们为劫夺而来，欲望无有止境，每一个都想望获得无穷的财富。[1] （P14）
    因此，他的正义原则就是保持比例，使人人各得其所，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后者可以传说中的斯巴达的吕库古以及一些早期僭主为例，他们都采取了打击富人、重分土地的措施，尤其是吕库古，⑩ 甚至创造出了一个完全平等的“平等者”公社。至于后来雅典的克利斯提尼，也应被归于这一列。
    但是，不管认为正义应该是几何的平等，还是算术的平等，当时的人们都把立法作为实现正义的主要手段，可以说，制订优良的法律成了当时希腊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这便与赫西俄德时代形成了差别。赫西俄德是把希望寄托于贤明的巴赛勒斯身上的，期盼他们能够主持正义，裁断公平。[16] （P74）因为那时基本上还是巴赛勒斯们一统天下的时代。但是，公元前七世纪后半期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了，当时不仅王权早已不复存在，就连世袭贵族阶层的统治本身也成了社会革新的对象。因此，对平等和正义的追求既无国王皇帝可依靠，也无法指望贵族大人，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寻找一个客观的尺度。于是，法律便成为当时人们诉求的目标。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3] （P169）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公元前七世纪希腊社会会出现那么多的立法者，以致被学者们称为立法者的时代。正是这种体现正义原则的良好法律的制订，最终造就出了希腊各邦的公民集体或城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