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伯克已经（像马克思一样）决定了资本主义历史思考模式于与之对立的封建模式的绝对优势。确实，在对“西方历史思考”的“独特性”论述中，他确切地指出：那些特性，使我们可能证明它属于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上层建筑。这样，他把诸如以下几个历史思考特性归纳为西方特有的：1、发展的线性模式和相信时间的不可逆性；2、寻求因果解释；3、数量；4、个人主义者的倾向；5、专注于认识论及与“研究普遍性规律的”科学的密切关系；与6、独特的空间论观念作为殖民主义的决定因素的经历。相比之下，在其发展过程中，西方历史思考的那些方面与其他文化共同拥有诸如以下几个“传统主义者”观念：（1）时间的循环观念；（2）意识到文化形式的变化；（3）在对过去的研究中探索“意义”而不是“原因”的解释学趋势；和（4）某种用于历史著述的文学形式。
    无可否认，伯克认识到旧的近代以前或传统主义者的历史概念与西方历史思考的这些“独特的”性质一起继续存在了下来。实际上，他指出时间和进化循环观念在从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正常的”。并且他把西方线性发展（“进步”）的观念归因于基督教末世论和太平盛世观的世俗化。因此他又指出了在西方，完整的时代形式的观念、对“意义”而不是“原因”的解释学兴趣和西方史学实践中某些文学形式（例如“悲剧”）的保留，都在中断后继续流行着。但这是说惟有如此，就像旧的封建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方式一起很好地存在到近代时期一样，旧的封建的历史意识形态才能和与之相对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形式一起存在了下来。但是“西方”和非西方直到最近仍共同拥有的就是历史思考的这些方面。并且如果非西方最终采用了西方“专业”历史思考的方式，那是因为并且只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非西方社会已经采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确实，既然实际上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重大变化而成为一种多国的或国际的形式，把它称之为“西方的”不再有多大意义。事实证明，就像适用于西方的科学、数学和技术一样，它也适用于（并具偿付能力）局部的社会-文化环境。
    伯克认为西方史学在专注于认识论或历史知识的问题方面是与众不同的，但是这种对认识论的专注是“职业历史学家”的特征，还是以一般的“对过去的兴趣”为特征的外行的特色，还是有争议的。在其大部分历史中，甚至在中世纪，历史著述都被认为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只是到了19世纪早期，历史著述才从修辞学中脱离出去，建立了其严肃性（或者是科学的或者是诗歌的）并表明了成为对政治秩序特别是民族国家尽职的正规的仆从的必要性。只有到那时，历史与科学的关系才被认真对待--虽然历史被认为是科学的一类，它还仍然是整个19世纪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争论的主题。但西方谁或哪些历史学家显示了对存在论的明显兴趣？他意指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概念”问题？
    伯克列举了历史思考的难点，这些难点构成了19世纪历史思考的专业化到现在的一段时期的特征。在19世纪早期以前，历史著述是一项业余活动：退休军人、法学家、有钱的绅士、教士、法庭演说家、古文物收藏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19世纪历史研究转移到了大学，为这一时期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提供服务，并且承担了为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提供相应的家谱的工作。史学研究的这一“合并”是伴随着专业社团的成立而来的，这些社团是为历史学家、记者和期刊报告发现结果而准许成立的，并在专业的和因而将被认为“只不过”是这一领域的业余工作者之间有了严格的区分。
    这样，历史研究没有经历任何“科学革命”就专业化了。19世纪，历史学对其科学地位的要求纯粹是恪守成规的；通过合并的法令，历史研究从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变成了一门新的“科学”。正是这一传统标准作为历史科学地位的标志一直流行到大约20世纪50年代，那时某些历史哲学最终转而注意历史权威作为一门科学的问题。
    以上论述表明，年代学与使伯克为人所了解的对“西方历史思考”的论述有些许不同，他希望在“世界背景”下观察这一思考。此外，它暗指了“西方历史思考”的一个不同的概念，他希望把它与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联系。伯克从没提到过历史研究或至少是历史著述与修辞学的长期结合。这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不加鉴别地接受了这个观念：历史、历史意识、历史思考和历史著述共同具有某一基本特征或特性，这一特征或特性出现于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经历了一定变迁但仍继续发展，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开始了一个实现阶段或盛行起来，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最后获得完善。这样，虽然伯克拒绝承认西方历史思考优于其他文化的历史思考的观点，并且实际上验证了发展、完成、完善和像纯粹的西方历史思考的“主题”之类的概念，他以论述历史思考同样的措辞对那种历史思考的演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要是我们打算把西方历史思考的演化看成是一系列不间断和转换，这一不间断和转换产生于文化统治观念里对过去、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和我们理解这些不间断和转换应该采取的方法中；而不是看成对一个单一理解模式的显现，又怎样？伯克自己对职业（“可以取得成果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和一般的民众外行的看法进行了区别。并且他着重强调了努力理解西方文化生活的其他诸如宗教、科学、政治、文学、经济之类的领域的历史学家遇到的困难。同时，他提到在20世纪西方专业历史学家于其他文化的专业历史学家之间兴趣的融合，在这一融合中，就像在绘画的情况中一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所有那些不同的风格、流派，和在近代为普遍理解历史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理解模式。伯克没有表明这一兴趣的融合可能是西方政治、经济帝国主义的一项职能，独特的西方历史观念在其中取得了对于其他“本土文化”观念的霸权。反过来，他把“专业化”观念作为一个超验的观念接受了下来，在其中，关于过去的知识增长在其本身被认为是一件好事。
    伯克提到一种可能：大多数有关历史的近代西方观念可能是世俗化了的宗教传统的相等物。他说，“重视发展或进步”、“有关过去的线性观”、时间的“不可逆”观念、现代化革命、进化和发展的观念等等，可能恰恰来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完成”、“完善”、“救世主”和“太平盛世”的观念。并且，他把“进步”观念理解为西方首要的历史观念；他说，这种“进步”观念可能恰恰是这些宗教观念的“世俗”形式。但是同时，他看起来把西方历史思考中可能是从宗教观念发展而来的那部分，与它当前的“世俗的”化身--比如“数量历史”、科学的历史观和历史作为一门“事实”的科学的理想--分离开来了。这些化身作为理想典范，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世界各地，控制了专业历史学的实践。
    这里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是，在哪种程度上，现代历史思考可以被视为与自然科学所使用的知识概念趋于一致或突然改变。因为事实上，西方知识唯一被证明没有折衷（without compromise）而输出到其他文化的就是近代物理学，没有把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改写”以适用于“本地”传统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想制造能飞的飞机或能爆炸的原子弹，他就不得不利用西方的物理学。文化中的西方化也是如此。如果你想西方化，就不得不采用西方的历史思考，因为它超越了而不是遵循构成我们文化西方性的那些所有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