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分期的主观性
    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面论述的各个社会形态的演变，也就是社会发展史，也可以包括在历史科学的范围之内。但是，社会发展史探讨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主要是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演变规律。它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总的或一般的规律，不涉及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历史学的任务，则是研究和阐述世界范围内或一国范围内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因此，它必然涉及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了研究和阐述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就需要运用某种理论和方法。划分历史时期，就是历史学者们在某种理论的指导下，为了便于进行研究而使用的一种方法。可以说，历史时期的划分，是历史学者的一种主体行为。
    既然历史分期是历史学者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手段，那么，由于各个学者的指导思想或者理解不一样，因此也就必然造成历史分期的差别。也就是说，理论不同，方法各异，历史分期的结论意见也就不一样。例如，世界近代史分期断限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表明，历史分期具有主观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历史分期的主观性及其成因，下面联系具体的分期实例，进行一些深入分析。
    （一）由于指导思想不同，因而学者们持有不同的分期意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无论是研究世界史和国别史的，或者是研究中国史和断代史的，都必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这个理论和方法，总的说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这一理论和方法，指引我们在对历史资料进行全面深刻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规律性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历史时期的划分，就不会仅仅看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表面现象，而必须探讨它的本质，并根据事物发展过程中质的变化来划分历史时期。例如：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目前我国史学界一般是将它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诞生，标志着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于是，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成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可是，西方学者却不是这样来确定世界近代史的起点的。例如，乔治·克拉克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是以文艺复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的。他在这部著作的《总导言》中肯定地说：“近代史的年代上限已经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了。”[2]（P12） 乔治·克拉克赞成以文艺复兴作为近代史的起点，不同意有些学者将近代史的起点定在“17世纪的某个时期”[2]（P12）。但是，为什么要以文艺复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他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和西方历史学者对世界近代史开端的不同意见，反映出各自对历史分期的看法。这两种不同看法，恰恰表现出历史时期划分是由不同的学者进行和确定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
    （二）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理解角度不一样，因而划分历史时期的依据和标准也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着这样那样的影响作用。虽然都掌握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将这一基本原理运用于历史时期的划分时，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在我国史学界，大致上存在着两种情况。
    一种是着眼于政治，即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依据。由于以阶级斗争为依据，因此在划分历史时期时，就必然要以阶级斗争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开始和结束的标志。例如：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我国史学界一般都以一次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制度才得以确立，由于同样的依据，便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作为世界近代史的结束和世界现代史的开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界长期采用的做法。
    一种是着眼于经济，即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依据。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一些知名学者提出来的。例如：《世界史近代史编》的《前言》说：“世界历史近代与古代的分期断限，应该以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经济形态变化为主要依据。”该书编撰者以150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其理由就是因为发生于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等历史事件，“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引起了遍及世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该书编撰者把世界近代史的结束划定在1900年，也是因为从经济方面看，资本主义由自由向垄断的过渡，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此1900年可以视为已在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3]（P1-2）。
    后一种意见与前一种意见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依据不同。前者强调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强调经济基础。也可以说，前者着眼的是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作用，而后者则是着眼于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即使是在以政治上层建筑作为依据的前一种意见中，也出现了对世界近代史开端时间的不同主张。可见，历史分期反映出来的是学者们对问题的某种看法，它本身就具有主观性。
    （三）学者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把握不一样，也会导致历史分期的不同意见。为什么认识和把握不一样呢？这里既有掌握史料方面的因素，也存在着观点方面的因素。目前，我国史学界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大多数是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可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并非只有一个英国革命，还有尼德兰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那么，世界近代史究竟应该以哪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为开始的标志呢？众说纷纭。于是，就出现了以16世纪尼德兰革命为开端或者以18世纪法国革命为开端的不同意见。从这些不同意见中可以看到，由于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不一样，学者们对历史时期的划分也就会不同。
    应当承认，学者们在提出自己对历史时期划分的某种看法时，并没有违背历史事实，只是对问题的认识不同而已。因此，对于历史分期的不同意见，不能简单地断定孰是孰非，谁对谁错。在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各种看法都有自己的理由，不一定非要强求一致，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百家争鸣”，以求得对问题的某种共识。“百家争鸣”，正是学者们发表自己的主观见解的反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主观性”和“主观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在它们之间画等号。笔者所说的历史分期的主观性，是指历史学者在分期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不是说他们在提出自己的分期意见时，采取了主观主义的态度。众所周知，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的表现。主观主义者不顾客观存在的事实及其规律，信口开河，因而是错误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在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主观性则仅仅是表明他们对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及其规律的不同认识和看法。历史学者们的这种主体行为，表现出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因而是无可指责的。提出历史分期的主观性，并没有否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意思。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划分历史时期，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阐述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这就表明，划分历史时期与承认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二者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