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关乌尔曼的学术批评
    乌尔曼在50年代以前的著述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一直有着良好的评价，他的一些论文也仍然有价值。(45)对乌尔曼的学术批评主要是围绕他在50年代以后出版的几部著作进行的。有关乌尔曼的评论文章较多，本文着重评述两篇：一是萨瑟恩(R. W. Southern)对乌尔曼的《中世纪教皇政府的发展》一书的评论，二是奥克莱(F. Oakley)对乌尔曼的学术的长篇评论。(46)1955出版的《中世纪教皇政府的发展》，是乌尔曼的一部重要著作，因为本书已经初步显露了他对西欧中世纪政治思想发展历程的基本解释。1956年的《英国历史评论》发表了萨瑟恩对本书的评论。这是一篇不长的书评，但它总结了乌尔曼治学的主要特点，并对本书的方法和观点给予了虽简要但不乏精彩的分析。他认为阅读和评论乌尔曼的这本书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对于中世纪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件作了很多富于挑战性的解释。萨瑟恩分析了乌尔曼的方法，认为作者追求解释的清晰和逻辑的彻底，不回避价值判断，因而使本书富有锋芒和活力。但是，这样的方法也蕴藏着危险。它使得作者很难重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很多历史观点具有的歧义性。它有时也使作者“从文字中看到的内容比文字本身(很可能)意味的内容更多。”“这是重历史文本超过重历史境况的研究方法存在的薄弱一面。”萨瑟恩认为，《中世纪教皇政府的发展》一书的后半部好于前半部，这是因为乌尔曼在前几章似乎总是试图“把读者推入预设的类型当中，并且给予这些类型的言和行以逻辑的一贯性。”例如，乌尔曼经过多方面的分析，认为出现在查理曼的印章和头衔中的“罗马”一词，完全是宗教意义上的。萨瑟恩则认为乌尔曼的这种“精心的”解读其实是一种牵强附会，是出于确立一种理论模式的需要。萨瑟恩指出，乌尔曼“有的时候是被自己的主题思想所支配并走向一种想象：人们一定总是像他一样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行动和境况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萨瑟恩所说的乌尔曼的主题思想或理论模式，其实就是乌尔曼提出的这一观点：以罗马散廷为代表的自上而下地解释权力来源的神权论，在中世纪初期居于主导地位。萨瑟恩还指出了《中世纪教皇政府的发展》一书的书名与主题不一致的问题：书的主要内容是讲中世纪两种法律、政治理论的冲突，书名却是教皇政府的“发展”，令读者困惑。(47)总之，萨瑟恩提到的《中世纪教皇政府的发展》一书的缺陷，例如作者预设理论模式并在不同程度上以这种模式支配对历史文献的解读，甚至书名与主题不一致等问题，在乌尔曼50年代以后出版的几部著作中大都存在，萨瑟恩的评论敏锐地指出这是乌尔曼采用的研究方法所致。
    对乌尔曼50年代以后的研究提出最全面的批评的，是奥克莱1973年在《过去与现在》发表的一篇长文，这是一篇相当尖锐的学术评论，对于有关乌尔曼的学术的评价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有论者这样说：“把乌尔曼的学术声誉在最近30年当中的迅速下降直接归因于奥克莱的这篇论文，这并不是太大的夸张。”(48)这篇长达40多页的文章几乎涉及了乌尔曼50年代以后研究路径的各个方面，并且从勃拉克顿的王权观、中世纪英、法王权、罗马帝国后期和中世纪初期所谓神权论的统治地位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所谓民权论的关系，以及方法论等几个方面，对于乌尔曼的诸多解释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例如，按照乌尔曼的解释，中世纪后期英国王权的基础是封建主义，法国王权的基础则是基督教神权，因而前者是封建王权，后者则是神权基础上的王权。(49)奥克莱明确指出，这实际上是乌尔曼的一种理论等式：法国在近代早期建立了典型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因而中世纪后期的法国王权的基础便是基督教神权；英国建立了宪政制度，因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王权的基础就是封建主义。(50)当然，在奥克莱指出的这种理论等式的背后，自然就是乌尔曼一再强调的所谓封建主义对于宪政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又如，按照乌尔曼的解释，分别作为西欧中世纪政府和法律原理的神权论和民权论是完全对立的，是互不相容的。奥克莱对此发出诘问：在被乌尔曼视为民权论之重要体现的日耳曼部落政治生活中难道没有神权的因素吗？奥克莱精辟地指出：“我们不应滑入这样一种时代错乱的假设：“亭(thing)或民众大会……本身一定是某种“世俗的”或“民主的”机构，没有神的地位，不具神的功能；或者说不应陷入这样的时代错乱的假设：选举行为……本身是不具有神权意义的。”(51)跟萨瑟恩一样，奥克莱也指出乌尔曼的方法论是导致他的学术著作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以说，萨瑟恩和奥克莱的评论是符合实际的，批驳也是有力的。乌尔曼在5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显然是要建立某种逻辑化的解释框架，以求完整地说明西欧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这种追求本身无可指责，但是这种解释框架一旦事实上变成僵化的模式，支配着研究者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历史事件的解释，就成了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障碍。乌尔曼50年代以后的著作，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理论模式挂帅”的问题。另外，乌尔曼在《中世纪政府与政治原理》的前言中对方法论的那段说明，本身也存在问题。他既要从历史实际中抽象出中世纪政府和政治的一般原理，又要排除那些“变异”、“特殊”、“个别”，难道这些现象不在历史实际的过程之内吗？乌尔曼显然是一个思想决定论者，他固然承认一个时代的法律、政治思想受制于时代的各种条件，但他又强调思想毕竟是行动的动因。因此，在他看来，西欧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历程只需从思想史本身给予解释。但是，思想、观念的纷繁复杂不仅需要从思想、观念本身的发展历程得到解释，更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历程获得说明。脱离社会关系，甚至脱离“变异”、“特殊”、“个别”的那些“一般原理”，只能是超历史的抽象，是概念的推理。乌尔曼对西欧中世纪政治思想历程的主要解释，即神权论和民权论，本身并非全无历史的根据，并非没有思想的启迪价值，然而一旦成为固定的模式，凌驾于纷繁复杂、无限多样并且充满矛盾的具体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之上，它的副作用就远大于启迪作用。正因为如此，乌尔曼对当代西方的西欧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学界的影响虽未完全消失，他的极其丰富的著述仍有参考价值，但他的主要学说确实已被放弃了。(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