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20世纪上半叶史学界的学者，张星烺以汇编中西交通史料而享有盛誉。他出版于1930年的史学巨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不仅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且确立了“中西交通史”的学科名称①，被学术界公认为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张星烺在这一领域的卓著成就，主要通过该书表现出来。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于1926年完成初稿②，1930年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正式出版。从搜集资料到书成，历时十余年。全书共六大册，百余万字，分八个专题，对明末以前的中外关系史料作了汇辑考释，第一次将中西交通的丰富内涵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其资料丰富系统，整理方法较为科学，考释精详。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其学术贡献。
    一、首次系统全面地整理古代中外关系史料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西交通史的资料整理在20世纪初便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注意。从英国的玉尔、法国的考狄、夏德到中国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垣等，都对此有所涉猎。但他们的研究或局于某一领域、或局于某一地域，即使当时史料最为丰富的玉尔的《古代中国见闻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③，对中国旧籍也多有疏漏。相比之下，张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无论在取材的广度，还是对史料开掘的深度上都大大超迈前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外关系史料辑注。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取材广泛。所辑资料“上起遂古，下迄明季，凡朝廷通聘，商贾游客，僧侣教士之记载，东鳞西爪，可以互证者，无不爬罗剔抉。”④中西交通史综合性、边缘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从这一特点出发，张氏在辑录资料时广收博取，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中西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民族、政治自然是张氏关注的重点，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天文、科技、经济、文化等其他部分则稍有逊色。他还别出心裁，认为“波斯国矿石及动植物得见知于中国人，足征古代海陆交通之繁。”⑤因此将与中西交通相关的矿石、动植物的记载录入书中。全书共参考中文文献274种，外文文献42种。⑥其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为前人所不及。
    研究中西交通史，大抵不外乎从翻译西书和清理中国古代文献着手。张星烺尽其“目之所能见、耳之所能闻者竭力搜罗”⑦，在这两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其中中文资料方面用力尤深，这也是他长于玉尔等外国学者之处。从辑录正史入手，张星烺对中文文献资料作了完备的搜罗。在所辑录的274种文献中，除历代正史、诸子百家著作及《大唐西域记》、《海国图志》等人们熟知的资料外，更广泛涉猎丛书、类书、政书、文集、方志、舆图、游记、碑文等诸多内容，甚至对文学作品、小说中的相关资料也不放过，几乎遍及各个领域。在所有资料中，他更强调野史、杂记等资料的作用，指出“除‘正史’外，尚有野史杂记，是亦证明当时中国人民多留心外国之事也。”⑧在《汇编》中，将其作为重要的来源和组成部分，广加采辑。如在第一编的第三章（《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与欧洲之交通》），除汇编《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外国传和边疆少数民族传、《资治通鉴》、《通典》等正史、编年史和政书中的有关资料，还广泛采集了《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佛本行集经》、《唐大诏令》、《大唐西域记》、《酉阳杂俎》、《金石萃编》、《五天竺国传》、《全唐诗》、《本草纲目》乃至《贞观公私画史》中的内容，涉及门类达13个之多。他还勇于创新，将先秦古书、两汉六朝神话传说等相关内容归入中西交通史料之列，加以辑录，认为它们“虽不免致人疑惑”⑨，但其产生和流传必有时代背景和意义，不失为早期中西交通状况的侧面反映。如《上古时代的中西交通》一章，除了引用《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二书，而《山海经》、《神异经》和《拾遗记》等书也在征引之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氏的史料观，是他拓展中西交通史料来源的重要体现。
    《汇编》所辑录的域外资料也相当丰富。张氏早年的留学经历，精通英、德等多门外语，为他广泛搜集域外史料提供了很大便利，也铸就了他准确把握当时国外这一领域学术动向的能力。该书所辑录的42种域外史料中，涉及英、法、德、日等多种语言。既有外国人的“行记”，如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麦锡克的《拔都他印度及中国游记》等，又有外国人对中国某一专题的研究成果，如佐伯好郎的《景教碑文研究》、白露母哈尔的《中国回教》等；还有相关的通报、地图、考古报告书等。它们与丰富的中文资料相结合，为我国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构筑了坚实的基础。
    在域外史料中，张氏更关注他人从未翻译过的文献，将很多珍贵资料第一次译介到中国。古代中国与外界交往频繁，来华游历者颇多，他们回国后往往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文，传之于人。这些“游记”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绝好资料。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些资料并未被学者们所认识，因此没得到很好的利用。张星烺对此十分重视，尽其所能搜罗发掘，加以译介，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他首次译介，至为珍贵。第六编第十一章所录波斯人火者盖耶素丁的《沙哈鲁谴使中国记》即是典型⑩，该书记载了1419-1422年间铁木耳之子沙哈鲁遣使中国的详细日记，在为数不多的记载中国与伊朗交往的波斯文和中文文献中影响颇大。国外一些东方学者如郭德梅尔（Quatermere）、阿雷斯（Astley）、玉尔、莱哈柴克（Edward Rehatsek）等都对其有所翻译。在《汇编》中，张氏不仅据玉尔的英文译本将《日记》的主要内容摘出翻译，而且将考狄所作注释也都译出，列入正文，使读者于“波斯文全书，虽未得读，有此亦或可了解概要也”。（11）首次向国人撩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为中国与伊朗和西亚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直到1981年时，该书才被重新翻译出版。（12）其他像意大利人马黎诺里的《马黎诺里游记》、教皇约汉柯拉的《大可汗国记》、刚德赛克齐的《海敦纪行》、依宾拔都他（13）的《游记》、依宾麦哈黑尔的《游记》等，也均属张氏首次辑录、译介。这些当时经历者所留下来的一手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中外交往状况，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