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有一些原因使得非殖民化进程与欧洲建设的进程殊途同归。就非殖民化而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自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共产党，如印度支那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如印度国民大会党，它们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均产生于殖民地诸国，它们均促使人们愈来愈意识到殖民地不平等现象的扩大，意识到殖民地过时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意识到殖民地工业化水平的低下，意识到欧洲商人和资本家的霸主地位，意识到殖民地的一切均围绕着加强殖民地宗主国地位的目标运转，意识到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单赢而非双赢的关系的实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它们有可能提出赢得真正独立的要求并加以实现。
    当殖民帝国不得不对此作出让步时，欧洲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异常缓慢。开始时，他们以为这只是局部性的问题。英国人认为两百年以来对印度的统治对于不列颠帝国保持其强大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他们仍然拥有辽阔的自治领疆域，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诸国，还有广大的殖民地及殖民地的民众，尽管它们当中的大部分已经愈来愈获得自治地位，他们还有黑非洲的很大一部分殖民地。而法国人自1945年起就为重新征服印度支那并在那里驻足而战，此时却不得不面对现实：1954年以后，法国已经不复是亚洲强国。尽管如此，法国人仍然认为自印度支那的撤退乃是一个局部性问题。法国围绕着究竟是应该成为世界性强国，因此也必然是亚洲强国，还是仅仅集中于非洲大陆的强国这样的战略目标的传统争论此时又死灰复燃起来。1904年法国地理学家奥内西姆·何克律斯在其发表的论著中就曾得出如下结论：“我们应该放弃亚洲，抓住非洲！”因此法兰西帝国便重新集结在地中海和非洲一带，而这一地带可以看成是法国国土的自然延伸。虽然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已经爆发，然而这回轮到法国人认为阿尔及利亚对法国而言必不可少了。1954年法国内政部长佛朗索瓦·密特朗就曾重申：“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可是用不了多久，他就得改调了。
    对欧洲建设而言，世界大战留下的心理创伤和数百万人在战争中的死亡成了人们挥之不去的阴影。欧洲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建设和平。自此以后人们反复强调：“欧洲就是和平”。第一个建设欧洲联盟的提议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在1914年至1918年间所经历的闻所未闻的持续四年的杀戮使1300万人死于非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联合机构欧洲煤钢联营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中人们看到了昔日的对手，今日的盟友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携手合作。欧洲建设的指导思想便是消除昔日相互敌对的强国之间可能出现的战争风险。欧洲煤钢联营因此在统一的管理架构下，将作为主要能源而且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原因的煤炭和用以制造武器的钢铁两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统一了起来。
    三、法国案例：从殖民帝国通过印度支那走向欧洲联合
    印度支那联盟在法兰西殖民帝国中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并赋予法国殖民帝国以全球化的地位。然而印度支那联盟也是法国殖民帝国多米诺骨牌中倒下的第一块骨牌。越南宣布独立的举动开启了为时八年的抵抗法国重新征服印度支那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正是由于法属印度支那战争这一背景，法国从殖民帝国后撤的设想才得以成形并逐渐具有了说服力。主要的理由是这场战争很快就成了法国经济不堪负担的无底洞：它总共耗费了三万亿法郎，相当于法国一年的国民预算开支或支持十次军事冲突的预算。①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所涉及的不同行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经济界和商界人士虽然意见纷纭，然而总体上越来越倾向于法国在殖民帝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从殖民地撤出并更多地向欧洲开放。为保留住殖民地而付出的代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来自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而赞成抱住印度支那不放的人士自然是从殖民资本主义的逻辑出发，因为维护法国殖民帝国的统一对其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法国东部的纺织业业主就是如此，因为其成衣出口数量巨大，尤其是战争期间对远征军的被服供应供不应求，更何况纺织业还是法国创造就业最多的行业。法国的航海和航空运输业在此问题上也有着相同的利益考量。
    然而法国资本主义中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那些最现代的产业巨头，还有银行界，最接近第四共和国政府的想法，他们对殖民地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天际出现了新的前景，因为欧洲煤钢联营的诞生和西欧钢铁冶金生产链的建立，因为马歇尔计划带来的金融活动空间的拓展，今后欧洲市场的潜力和带来的利益将比殖民地的经济利益更有诱惑力。甚至连在印度支那投入最多的法国企业也在1945至1954年期间持续地撤出其资本。例如印度支那银行就是如此，虽然它仍旧是对议会影响重要的院外利益集团，但是它已经逐渐地将其从印度支那的财产转换为欧洲货币和非洲货币。
    50年代初期，作为领头羊的印度支那银行的想法，和以法国财政督察，1954年出任法国海外省部长办公厅主任，最后出任巴黎荷兰银行行长的彼爱尔·穆飒为代表的一批高层公务员的想法，渐渐成了人们认识法国与殖民帝国关系的新视角。穆飒提出了一个叫做“荷兰情结”的概念，用以说明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某种局面。例如荷兰在从印度尼西亚脱身后不久即出现经济起飞并率先进入“光荣的三十年”增长期，看上去荷兰一下子便从不堪肩负的占领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昂贵成本中解脱了出来。法国面临的局面与荷兰颇为类似，尤其是印度支那战争的成本严重拖累了法国经济，阻碍了它的起飞。人们逐渐意识到原来殖民帝国也会有朝一日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
    军界人士也开始加入了经济界人士的行列。例如茹安元帅就倡议调整法国国家战略，将其重心部署在欧洲。50年代初，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此举迫使法国在欧洲部署并维持一些整编师，以便对付可能出现的“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使得局面错综复杂起来。驻扎在印度支那以德·喇特将军为代表的几位法国军队指挥官就常常抱怨法国政府拒绝往战争硝烟正浓的印度支那战场上增派援军以免在欧洲战线上撤军，而此时欧洲战线上的战争还停留在假象的水平上。最后作出的重大决策，乃是将法国的重心转向欧洲以保持法国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并将印度支那战争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给美国，这当然就意味着最终将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影响力拱手让给美国。法国已经无力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也不复有能力在海外维持一支庞大的机械化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