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容与视角
    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只涉及《读通鉴论》，共73篇。首施以标题概括船山所论的主旨，次录船山原文，末以“林纾曰”发论；其中卷一凡39篇，评选船山所论周秦至东汉灵帝时史事；卷二共34篇，自东汉献帝至南朝刘宋营阳王时期。嵇文甫的《王船山史论选评》，涉及《读通鉴论》和《宋论》，也是首施标题，次录原文，末予以“评”，下限是南宋宁宗时期。
    关于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林若虹教授在《考述》一文中，将之归纳为阐精补义发掘船山之旨、因船山之论而连类及之、借题发挥讥切时事、对于船山之说提出异议等四个方面，侧重于从林纾的评选与船山史论的关系分析。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这样看待林纾对船山史论所作的评选：第一，完全同意船山的说法，但主要不是对船山所论的对象进行分析，而是联系船山的人生和学术，揭示其论的自况之意，如《论留侯》、《论杜根》、《论申屠蟠》等，这类情形不多。第二，分析船山的立论依据和理路而表示同意，并进一步补充说明或就清朝史事及时势发表评论和感慨，如卷一《论严延年劾霍光》、《论孔光》、《论驭兵之难》，卷二《论晋诸王之置军》、《论元帝时爵赏之滥》、《论东晋国势》等，林文所述的前三种情形大致可归入此类。第三，有不同意船山所论之处，但多注意其所论的现实针对性，从明朝的政治风气、南明朝的人事纷争、新旧朝交替时的隐微等方面探讨船山如此立论的深意，如卷一《论李斯之用申商》、《论汉高之夺韩信军》、《论李固之议立清河》，卷二《论蜀汉君臣不能培养人才》等。第四，完全不同意船山所论，提出异解，如卷一《论汉之士气》、《论张敞》、《论崔琦之谏梁冀》，卷二《论袁绍曹操优劣》、《论马日磾力不能为温峤》、《论武侯之苦志》等，皆属此类。这种分类，可视为对林文的补充之一。
    须得补充说明的另外一点是，此书卷一的前24论，并非按照船山依《资治通鉴》所定的时间顺序评选，其间有无深意，尚待继续探讨；卷二关于晋惠帝时期的两论，即《论东海王越》和《论陆机》也与《读通鉴论》的顺序相反。
    进一步的问题便是，应当怎样认识林纾所作评选的内容和主题？从其本身剖析，考察其与《读通鉴论》的“学脉”关系，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要将之认识得更为清晰和全面，透过嵇文甫所作的选评反观，则可能会有更为鲜明的轮廓性认识。前一种分析，《历史的记忆与再诠释：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一文，已作出了细致的描绘，因此，下文尝试侧重于后一种视角的分析。
    首先，关于两者选评对象的差异。
    从总的选评数量上看，后者大概是前者的三分之一；从涉及《读通鉴论》的选目来看，后者则仅是前者的七分之二不到（20/73）。按常理来说，关于同一历史时段，前者所评选的篇目很有可能会涵盖后者所选评的大部分。实际情形是否如此呢？
    对于船山关于秦汉时期的评论，在下限至东汉灵帝时期的这一时段内，林纾评选了45论，嵇文甫选评了5论，两者所选无一论重合。后者所选为《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秦始皇）、《论乡举里选》（汉武帝）、《论限田》（汉哀帝）、《论汉光武安定战后秩序》（东汉光武帝）、《论斛米三十钱》（东汉明帝）。前者所选，秦始皇统治时期有《论李斯之用申商》、《论赵高》；汉武帝统治时有《论张汤之杀伍被》、《论程李》（程不识与李广）、《论治盗》；汉哀帝统治时有《论孔光》；光武帝统治时有《论光武之待窦融》、《论光武之诏任延》、《论伏波》、《论卓茂》、《论彭宠》；明帝统治时有《论班超》。嵇文甫所注重的是船山论封建郡县制度的根本变迁及选举制度的相应变化、土地制度、治国方略、经济政策等方面，其中论汉光武安定战后秩序，并讨论了史学的经世致用品格；林纾关注的则是吏治、君臣伦理、士大夫的修养、某一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等等。
    对于船山关于三国时期的评论，林纾评选了6论，嵇文甫选评了2论，也是无一重合。后者所选为《论曹魏防治宦官外戚》、《论诸葛亮不出子午谷》。有意味的是，林纾也评选了船山论诸葛亮，即《论武侯之遇》与《论武侯之苦志》。同论一人，嵇文甫关注的是船山论诸葛亮北伐何以出祁山的战略，对船山揭示出诸葛亮以攻为守防备曹魏的战略苦心深表欣赏；林纾关注的则是诸葛亮与刘备、刘禅的君臣关系，对船山责备刘备和刘禅有疑心于诸葛亮的说法予以了反驳和批评。
    对于船山关于两晋时期和刘宋朝的评论，林纾评选了22论，嵇文甫选评了3论，其中有1论重合，即船山关于东晋成帝时期的第14论。
    船山针对蔡谟驳止庾亮一事，讲了如下一番道理：从内备和外患形势两方面分析，东晋的处境远比南宋要好。但是南宋朝廷上下多以报仇为志，不能容忍秦桧之流；而东晋士人却以苟安的态度阻挠北伐之人。分析其原因，他认为，东晋之人有“为宰相保其勋名，为天子防其篡夺”的考虑，但衡之以民族大义，他们和秦桧当同受谴责[7]卷十三《东晋成帝一四》“蔡谟议驳止庾亮经略中原当受名教之诛”。
    林纾在《论东晋国势》中，首先对船山所论表示了高度肯定，认为他“论南宋东晋事势，洞若观火。……论之详尽，语之警快，无可议也”。不过，船山讲蔡谟诸人“侈敌之威，量己之弱”，而谟驳止庾亮经略中原之议，“尤为短生人之气”，是有感于弘光政权的败亡而发，并非合理之论。因为南明和清朝的力量、政治局面相去悬远。接着，林纾从北方少数民族的势力、庾亮的人才资源等方面对比两方的力量，认为蔡谟所论有其合理性。然后，林纾着重从政治情势上分析东晋的颓势，认为其“弊在士族用事，贵门阀而贱豪侠。凡士族中自任以复仇，言固动人，而惜死之心直同妇孺，其人实不足恃”；“晋人方饰衣冠文物，即一二健者如祖逖、陶侃、温峤之伦，间足图功，而肘掣即随其后”；且当时“尊巾扇尘屐之清流为上相，一筹莫展，百凡无备。闻恢恢中原之言则人人攘臂，与叛臣向阙之兵则惴惴危惧，此胡澹庵所谓‘满朝皆巾帼者也’”。因此，林纾的结论是，“即有百庾亮，亦乌能如蔡谟料敌之精？”最后，林纾发出颇动感情的感慨：“嗟夫！嗟夫！吾辈今日一无反类，但有摒除积习，振尚武之精神，力廲新学不忘国仇，用船山之言，祛晋人之懦，此则畏庐老人剖心沥血以告吾心爱之同学者也。”[4]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