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史研究现状所反映的古史史料学问题
    中国古史的研究应该说迄今已有很大的成就，这自不待言。但从另一面说，它也始终面临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即对于古史研究中许多很基本的问题目前还给不出确定的认识。比如说夏史可信性问题，虽然在国内，我们的教科书上都早已在讲夏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王朝，但在国际学术界范围里面仍然是颇受质疑的。对于我们中国本土作古史的学者来讲，这是很刺激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可以举五帝时期传说的可信性问题为例。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更大，不仅在国际，就是在国内古史界至今也还是众说纷纭，殊无一致甚或相近之认识。从黄帝开始讲起的远古五帝时期的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里面是与《商本纪》、《周本纪》有相同地位的，也就是说马迁对这段传说的真实性还是有较积极的估计的。但在现代学者中，即使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对这段传说时期的历史持极端质疑态度的，而比较多的学者可说是持一种有条件地引用的态度。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完全可以当作信史。这里的态度就很不一致，无确定认识可言。在此可特别注意一下国际学术界的情况。一般来讲，中国五帝时期的问题在大多数西方学者认识中，是把文献中关于中国这段较早时期历史的记述当作“史前”的问题来看待的。何谓“史前”？在西方史学概念上，就是指还不够真正的历史的真实性条件的“历史”。英文“史前史”作prehistory，这个词在字面上似乎只是指出“在历史之前”的意思，但实际上还带有更深的意味。因为西文的history是指具备足够真实性条件的合格的历史，由此它才具有可信的价值，而且也是可以验证的。所以有时在英文中有historically known这样的表述①，就是指所述及之事是“已经见证过的”。而prehistory就是指未经见证过的，包括也没有可信的记录的。因此在西方概念中，prehistory就不是history，而中国的五帝时期在西方学者看来就属于这种性质。它是prehistory，因此它不是历史。中国学者讲史前史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可以把“史前史”也看作是“历史”，但在西方学者中感受就很不一样，因此他们对五帝时期历史意义的认同有更大的障碍。
    关于古史研究遇到的尴尬局面的第三个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先秦典籍中《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等具高综合性的古史记述资料的可信性问题。这两篇古代文献对于传说时期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世系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事迹，都有比较综合的、完整的、通盘的记述，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但对其可信性，学术界更是见仁见智，人言言殊，分歧之尖锐几少有及之者。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当然非常重要，但旷日持久，对古史认识的积累是很大的牵制。
    就传说时期历史的探索而言，上述尴尬局面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的古史记述系统的形成过程与相互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还不能完全讲清。如果我们全面地看待古史界在近一个世纪来对于这些记述资料生成过程问题艰苦研究的全部成果，我们应该可以认识到，古代古史记述资料的生成是分布在不同的过程中的，就是它们并不是仅在一个来源当中生成的。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通过对于这些不同的记述资料生成系统间关系的分析，来讨论它们所记载的素材的性质和价值问题。但是这也远不是学术界共同的认识。比如下面要讨论的“层累说”就不注重对古史记述资料生成中多系统情况的认识，而强调一种单线的过程，由此对于有关记述资料的性质和价值的估计当然也就很不相同。在这种状况下讲中国传说时期历史自然很难有可基本确定的东西。
    所以，我曾经说古史研究最尴尬的事就是它能够向公众或其他领域学者提供确定认识的东西少之又少。好多问题我们只能提供出处于两可之间的东西。所以现在讲古史，并不真正专业的人员可以有很多发挥，原因之一应就是古史界本身提供的确定的东西太少。但还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值得注意。我曾经对美国学者夏含夷等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写过一则很短的书评，提到此书对于夏朝没有单立章，反映出它对于夏史可信性问题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但我现在认为还应当注意到，在该书第一章“历史时期前夜的中国”中，有“神话，中国的起源，和夏朝”与“夏朝问题”两节，其中颇有值得注意的内容。该章作者是著名的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上述两节里面，他对于夏朝的存在是表明了有条件承认的立场，谓：“现有证据表明确实有一个夏朝存在。司马迁之所以从众多同时代政治实体中挑选出夏（指写成《史记》的第一个王朝本纪），可能是因为在中国青铜时代或三代的最早期，夏是最强大的。如果二里头被确认与夏有关，这一说就可成立。”②这无疑是对夏史真实性问题非常正面的一个认识，也是与中国国内许多学者在此问题上非常接近或几乎相同的一个认识。而在传说时期历史的问题上，尤其是在涉及五帝的问题上，张先生的一些提法就更值得注意。例如他在讲到传说中颛顼“绝地天通”的故事时，指出许多中国学者“正确地将此段神话解释成象征着一个分层社会在以中国进入文明的方式兴起时的划时代的一步”③。这无疑也是在很正面、很严肃地谈论五帝传说的意义和价值。与此相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张先生1983年在中国出版的《中国青铜时代》一书《商周神话之分类》一篇中的评论：“今天凡是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帝系姓》、《晋语》、《五帝德》、《五帝本纪》与《三皇本纪》等古籍所载的古史是靠不住的，从黄帝到大禹的帝系是伪史。”④这同他在《剑桥中国上古史》中的提法差了很多，可以说是有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似乎反映出国际学术界在不到二十年时间内在中国“史前史”问题上认识的变化。但《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写法是每章都有一个作者，文责自负，而全书对先秦每一主要时期都采取一种二元的叙述方法，即既有一章主要以文献为依据的叙述，同时也有一章以考古资料为主要依据的叙述，这是为了降低全书论述的可证伪度，而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的写法也就不等于《剑桥中国上古史》的认识了，所以上述所谓国际学术界认识上变化的程度应该也是有限的。但尽管如此，这也已经是有绝大意义的发展。只是对于古史研究长久以来呈现的那种尴尬状况，仍然并不能说有根本的摆脱。而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也很容易看出，造成古史研究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在史料问题上。前文所说的夏史问题也好，五帝时期问题也好，均因史料之把握有分歧而不能达成共识。而《大戴礼记·帝系》问题和古史记述资料生成过程的认识问题，本身就是建立古史史料学之合理概念所必须厘清的。换言之，也就是由于整个古史研究未能圆满地解决对于史料运用方法的原则的问题，或者说没有能真正建立起因其合理而被公认的史料学概念，对于古史的诸多重要事实和相关问题无法给出确定的认识。因此对今日的古史学者而言，真正的挑战毋宁说还是在围绕古史史料学问题的研究中。我想这是为推进中国古史研究所应有的一项重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