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多数历史学家似乎相信：一件过去的事情是存在的。当然，如果你询问这些历史学家，他们会马上矢口否认，实际上，过去仅仅是一件没有关系的事情。然而，下次你会听到他们愉快地谈论：他们（至少很可能是“我们”）与过去的关联。因而，以下不难理解：如果你把自己解释为与某物或某人有关系，那么你从而表明，某物或某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换句话说，这就与你所认为你自身的存在方式相等同。
    我相信有另一拨历史学家，为数不多，被历史哲学家所诟病，他们断言：过去并不存在。属于这一团体的历史学家们主张：此时此刻留存的过去的残留物，［它们］只有遗迹、碑铭、卷轴、文献、图画、胶片、字节和像素等古老的事物，简而言之，那是源于显著的隐喻所指涉的--源头的隐喻。这样的历史学家主张：只有自然物能被说成存在，而过去本身不行。他们说服自己：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创造性地使用这些遗迹，构建出使人相信的过去图景。
    文中，我将采取这样的立场：两方历史学家的范畴--即一方历史学家相信过去确实是存在，而另一方相信历史确实是不存在--都是错误的。我的论题是：过去比第一组历史学家所设想的要更不在场（exist），而同时要比第二组历史学家所乐意认为的要更存在（exist）。这并不是一个迂回折中的言论，表明作为相信者和非相信者的历史学家们都是正确的。我想支持的观点是：过去与非相信者所猜想的相比，在当下缺席得更多，同时，相比相信者所设想的，过去更引人注目地在场。
    但是我承认，我关于相信者和非相信者的区别过于简略。实际上，这是比较糟糕的。我们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调和过去存在与不存在这两种信念，而这种模棱两可可以说是双重错误。过去是“异乡”，如同哈特利（L.P.Hartley）所精确概括的这种本体论的模糊状态。历史学的方法滋养着其对象的本体论状况，这种对于过去的本体论的矛盾心态，不仅拥有心理学上的存在价值，同时也获得哲学上的便利。通过认识论的回答来掩盖本体论的疑问，历史学家使他们自己能够确信，对其他真正的学科适用的东西同样也对历史学的方法适用：这就是“主体”与“客体对象”，前者整齐划一地被后者分开。
    然而在历史学中，主体和对象之间并没有明晰的区分。过去不存在与历史学家无关：由简单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历史学家的工作越出色，其他历史学家能就此书写的东西就越少。经典历史学家偏激地否认他与他的对象相符合② --如同兰克自嘲的谦逊--他们倾向于刻画他们自以为崇高的无偏见的工具，从而能够阐明有旨趣的对象。可是，同样这些经典历史学家倒不是异于一些专业人士，而是厌恶与这些人为伍：精神病学家、精神治疗医师乃至宗教领袖以及把自己的能力归因于在面对他们的对象时熟练运用其主观性的人等等，［他们］是精神治疗医师称为有“一技之长”的人。
    如今，历史学家们可以坚持主张他们是自持的主体，并忠实地研究“周边”的对象，只要他们能稍加掩饰过去的本体论状态。这总是使我想起诱惑性游戏，在荷兰语中称作balletje，而在英语中叫做“骗局”。当你与历史学家交流，他们指着他们所书写的东西；而当你与他们交流他们所写的东西时，他们却自以为是。这样一个balletje游戏能够被玩转，那是由于它的玄机被隐藏：基于历史是一门学科的事实，它的对象并不能与研究它们的主体相分离。
    我认为，存在的概念以一种便利的方式切近了这样一个问题：何以过去能够正确地说是存在的。但当我直奔主题前--如何构想作为实存的过去比我们所倾向于认为的要“更多”或“更少”--我会退一步，因为我将要落人从最终的探索性结论出发的理论陷阱：词与概念。因此，我将勾勒三种真实的现象，而不是用存在的概念表演一些哲学的幻象，也不是争论定义，更不是给读者带来负担--为了完成任务：把赋予词语某种意义的真实的诸多外观拼凑起来。事实上，就是这些现象引导我发现我如今所命名“存在”的轨迹。
    二
    我称第一种现象为“主的感觉（Abba－sensation）”。在今年年初，当我随意看电视时，我偶然发现一部关于瑞典流行乐团阿巴乐队（Abba）的纪录片。我目不转睛地观看，直到现在我仍羞于承认，我当时令人吃惊地泪光闪闪。其实只是有些心旷神怡，你可能会说小事一桩。但奇怪的是，当时阿巴乐队获得了成功，而我对乐队毫无兴趣。我厌恶他们的音乐，并且本身对乐队成员漠不关心。简而言之，阿巴乐队不是我本性中的一部分。然而我所想知道的是：我“现在”是怎么被某事打动的？而“当时”它却并不为我所认同。我试图回忆起，我是否对乐队有相类似的感觉，或者这些乐队的唱片我购买和播放过，但是我记得那根本没有发生。是什么构成了这种感觉呢？是我自欺欺人？是我下意识地喜欢那些可预料的韵律、那些靡靡之音、那些舞动的肉体？或者是否我恰好被阿巴乐队的纪录片所打动，正因为阿巴乐队并不是我本性中的一部分？
    第二种现象是由十一位荷兰历史学家构成的小组提供的官方报告，记述了在1995年对8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屠杀，他们本该由荷兰维和部队提供保护。我在其他地方已证明这些历史学家无意中重新创造了他们所研究的事件。③ 给出一个例证：由于固执地拒绝发表判断，这些历史学家炮制了荷兰在斯雷布雷尼察政策中过分的不偏不倚。对荷兰军队而言，公正意味着不支持和不反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中的任何一方。因此，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官方政策就是：当塞族不得不离开领地时，穆斯林此时应被解除武装。随后研究此项政策的历史学家毫不知情地复制了这一点，他们倾向把“塞族”当做荷兰政策的外部世界，并且他们把“穆斯林”锁定为研究对象。历史学家越致力于保持同荷兰政策的距离并很好地实施这一点，他们就越感到不得不去实现他们的另一方面的使命：“消除”他们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