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诽谤之事所以一针见血，是因为他们并不与头脑中已有的想法有所关联。作为“公共意见”或者“公共秘密”，它们只是流传。在头脑中因缺乏沟通而产生的误解，因交流而“平息”，并且事情会因与心智的现存状态的勾连而被记住（在“在我们的记忆中掩藏起来”的意义上）。平息与记忆携手并进，如影随形。
    在我回到如何构想现存于此的过去这个问题前，我需要对高贵的诽谤艺术做最后的立论。如果有效的人格损毁要求你不利用听众头脑中现有的东西去诽谤，那么诽谤艺术有另外一个法则。就我所知，范海伊夫并没有提及这个法则。这第三个法则就是，你应该在转喻中谋划你的诽谤。你无论如何要克制你的机智与隐喻，至少不那么机智。例如，你不该因你对齐泽菲尔德教授的观感而把他比拟作动物。然而流言蜚语的作家们自然知道这些，他们不会为此意乱心烦。他们知道有效的诽谤应避免隐喻，因为隐喻提供一个理性层面的智力消遣，而转喻深深触及情感层面。
    转喻比隐喻更能提供一个进入非意愿的记忆更佳途径的原因是，转喻能更好地关联我所称的“公共意见”（15），或者更准确地说，转喻利于暗示它所传递的是“公共意见”。另一方面，隐喻擅长于引起一种个人理解的判断。一篇隐喻的文本孤芳自赏，“模仿”、炫耀它的华美，显摆它所可能的意义，通过这样做，“邀请解释”。⑩通过邀请解释，隐喻设定了主体和对象。它丧失了透露“公共意见”的能力。这确实是隐喻的实情：它丧失了灌输“公共意见”的可能性，并且反而完全投身于激励那样的感觉，即“就近”的某物可以被理解。
    事物会因转喻而相当不同。转喻是一种伪饰的比喻。它试图使我们相信它只显露一种“意义”，即真理。这个“意义”浮于表面，并且是它唯一传达的东西。因为它表明它没有丝毫隐瞒，转喻否认它需要被诠释。因此转喻试图把自己置于主体和对象分离之前。它试图避免：某人在不得不去诠释、而某事需要被诠释时成为傻瓜（milk clots）。转喻成功之处，其所透露的知识就是“公共意见”。
    四
    在这个诽谤艺术的速成班之后，我回到我的问题：当下的过去实存物如何被设想？在我已谈论的话题帮助下，即借助何种事物使非意愿的记忆得以被充填，我们是否能对我们的过去如何驱使我们改写我们自身的历史说出一些确定的东西呢？我认为我们可以。过去当下存在的方式与有效的诽谤在我们头脑的无意识领域中流传的方式非常相似。如同有效的诽谤，我们所谈论的存在几乎不可能被捕捉到。它是活生生的，我们并不知道它的所在，它既不是一个故事，也不与其相关联，因为它不能被记忆，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会被遗忘。如同有效的诽谤，存在可以被看做“公共意见”的一种形式，好比一种混乱的“公共秘密”，修改一下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表述，在宽泛的意义上即“没有主体的观念杂多”（17）。
    “公共”的知识并不意味着是“令人乏味”的知识。正相反，诽谤不需要但却能够见闻广博：头戴一顶真实的检票员帽子（一种镶两条金边条纹的蓝帽子）的齐泽菲尔德摆弄玩具火车的图片，可能会使任何只是想象他身着教授袍的人浮想联翩。以大体同样的方式，在场的“公共意见”相当庞杂。如果一位历史学家有意识地成功做到这一点，并设法考虑采纳进一部历史著作中，这种公共意见（可能）拥有启示的效力，并可能给予沉思的印记和原初的视野（给予沉思及原始视野以印记），只要想想历史学家的感觉，它赋予约翰·辉廷加的《中世纪的衰退》以灵感。
    我认为，诽谤艺术同样可获得到何处去寻觅存在的一种观念。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诽谤在其中所扩散的“公共秘密”，倾向于在转喻之中发生。所以，当我提出存在栖居于语言的转喻领域时，请不要吃惊。为了解释我所说的“语言的转喻领域”，我将分析“表象”的概念。因为我相信，表象的概念实质上也不可能辨析出这个转喻的领域，或者正如我所认为的，语言的外延层面。
    表象的概念遮蔽了以下事实：所有诸如绘画、文字、雕塑的“图像”是“转喻的外延”和“隐喻的内涵”的融合。可是，我们在这里立即陷入了“图像”一词的多义性，并且它的节日盛装与“表象”相等同。“图像”一词并不传达每一幅图画都能实现的两种事情的事实：它表现或者道说某物，对某物通过它所展示的东西有所作为。我相信亚里士多德了解这点，他同样与“图像”一词的缺点相抗争。他在著作《论记忆》中写到：“着色于画板上的图案立刻变成图像和肖像。这就是说，当两者完全一致时，双方合一，尽管两者的‘存在’不相同，当某人注视它时，不是当作图案就是当作肖像。”（18）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图像和肖像，及在“表现何为”与“作家或画家如何处理什么是表现”的区分尤其与历史相关。然而事实是，当历史学家们力图对此有所作为时，他们并不能避免再现过去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有时要提及历史编制的外延层面，然在历史学家如何对待他们所表现的东西的层面上总是吸引注意力。事实上，20世纪初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豪斯是极少数能真诚接纳“转喻的外延”的历史思想家之一。豪斯在1932年出版的小书中写到：“历史的思想是意味着提出意义的表现。”（19） 对于豪斯而言，每一部历史著作都是表象与表现的中和，过去在表现中再现，在表象中通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