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是20世纪初期杰出的史学家，早在1917年，他就通过辨识甲骨文字、破解其中历史信息而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重要论著，取得了确证殷商君王世次的重要学术成就。1925年，他又高调提出所谓“二重证据法”的命题，成为学术史上被多数人评价极高的史学方法。然而细检众论，随声者多、考实者寡，对于“二重证据法”这个影响重大的问题，理应置于大的学术背景及史学史的进程中重新审视。
    一、“二重证据法”风靡于世的时代因缘
    历史学在其持续发展之中，史料范围的扩充乃是一个必然的推进过程。早在西汉，据说就在孔宅旧居墙壁内拆出先秦古字录写的《尚书》，西晋时期，河南汲郡魏襄王墓出土《汲冢纪年》等史籍，都曾经用于研究和考订历史。在考据学兴盛的清乾嘉时期，广泛利用各种资料考史已经蔚成风气，钱大昕、孙星衍、王鸣盛等学者以及乾隆朝官修《西域图志》，均有利用金石文字等史料治史的实例。王鸣盛说：“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①这已经从史学理念上认识到治史应当运用多方面的资料共同验证。在王国维之前，已有孙诒让据甲骨文论断“作册”乃为官名，纠正近两千年间说经解史的一项讹误，而众所周知：罗振玉更在利用甲骨卜辞考订史事上取得丰富成果。王国维的古史考订，正是承袭乾嘉至清季历史考据家治学的方法，又得之于罗振玉的引导、资助而取得突出成就。
    1913年，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初稿中首次提出了“二重证明法”的概念，他说：
    宋代以后，古器日出。近百年之间，燕秦赵魏齐鲁之墟，鼎彝之出，盖以千计，而殷虚甲骨乃至数万。其辞可读焉，其象可观焉。由其辞之义与文之形，参诸情事，以言古人之制，未知视晚周、秦汉人之说何如？其征信之度，固已过之矣……然则晚周、秦汉人之书遂不可信欤？曰不然！晚周、秦汉之际，去古未远，古之制度、风俗存于实事者，较存于方策者为多，故制度之书或多附会，而其中所见之名与物，不能创造也。纪事之文或加缘饰，而其附见之礼与俗，不能尽伪也。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援之以自证焉。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也。②
    但是，这里“二重证明法”的命题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甚至王国维自己后来也从《明堂庙寝通考》文中删去了这段议论③，并未重视。此后从1914年年底，王国维开始涉足于甲骨学，学术大进，《生霸死霸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太史公行年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力作频出，学术声望直线上升。1925年，王国维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开《古史新证》之演讲课，在《总论》中重新提出“二重证据法”理念，此次表述与1913年之说意旨一致，但语句颇有不同，且录其文于下：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④
    这就是几十年蜚声于中国史学界、考古学界的所谓“二重证据法”，历来论者对之赞不绝口，极少质疑的意见也被淹没于鼓吹的声浪之中。为什么1925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与1913年的“二重证明法”命运截然不同，能够风靡于世而享誉至今呢？择要而言，有三大因缘：
    第一，王国维此时已经具有很高的学术名气，其《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著述利用甲骨文资料，将商代君王世系考证得确然明晰，且与《史记》等古籍记述一一对照，很是吻合，有这项突出的成就作后盾，对王氏关于史学方法的论述起到有力的烘托作用。这一点相当重要，但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1925年王国维重提“二重证据法”，实际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即出于反对1923年兴起的“古史辨派”疑古学风，不点名地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顾颉刚以及倡导“尧舜禹抹杀论”的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人。而顾颉刚倡导的“古史辨派”之学，是冲击旧史学上古史体系的学术运动，具有伟大的思想解放意义。同时因“疑古过勇”而未免个别问题上矫枉过正，于是不仅遭到守旧学者的激烈反对，某些具有新思想的学者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一时也难于接受。但是在新思想有所传播、“圣王”油彩已经褪落、“孔孟之道”灵光不再的历史条件下，守旧派对“古史辨派”的抵御是十分乏力的，这时节，只有王国维的考订成果证明了《史记》记述殷商史事的可信度，成为维护旧古史系统的一捆救命稻草，王国维也正好站出来标榜“二重证据法”以反对“古史辨派”，其名声大噪，盖缘于此。
    第三，1925年表述的“二重证据法”与1913年的说法相比，已经策略性地披上了“新”学的外衣。例如1913年提出“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援之以自证焉”，立足点是“所得最古之史料”；1925年则曰“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而“地下之新材料”被许多人理解为现代性的考古学成果。当时中国已受西方考古学之熏染，作为学术界新事物，得到广泛关注与推重，特别是王国维讲课时所面对的年轻一代学者，思想上更趋于求新。这个表述上的细微变化，获得了接受新学术思想影响群体的青睐。但在实质上，“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的断言，比起1913年坦言古籍“或多附会”、“或加缘饰”更为守旧，与极力反对“古史辨派”的人们灵犀相通，故能左右逢源，广得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