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清代学术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折点。章学诚生活在乾嘉考据学盛行之际，是清代中后期学术发展的关键人物，为当时的学术别开生面，却不为学术界主流所认同。进入近代以后，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其学术的重要价值，纷纷从不同立场和角度来探讨其学术思想对认识清代学术发展和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重要意义。钱穆和余英时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对章学诚学术做了充分肯定，钱穆说：“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①余英时说：“戴震和章学诚是清代中叶学术思想史上的两个高峰，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定论了。”②钱、余又是师弟子关系，余英时说：“余之治明清思想，启途于师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③因此，他们的研究既有各自的特征和贡献，又有师承和共性。通过比较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章学诚学术思想及清代学术史的相关问题，还可发现他们的研究所具有的学术典范意义。本文拟对二人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和主要问题进行初步梳理和评析，粗浅和不当之处望前辈和同仁见宥并指正。
    钱穆和余英时的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有其基本立场和方法，这是理解他们的章学诚学术研究观点和贡献的关键所在。这里从四个主要方面加以比较和探讨。
    1.“每转益进”与“内在理路”
    钱、余研究清代学术的基本立场分别是学术发展的“每转益进”说和“内在理路”说，这两种观点本质相同，都是一种承认学术发展有内在传统的“学术内在发展论”。他们的章学诚研究也是建立在这种基本立场上的。
    钱穆认为，学术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的，“学术随世风而变”，“学术之随世运而转变”；同时，学术发展又有独立性，有“学术思想本身之进化”。④那么，学术思想本身是如何进化的呢？他谈到清代学术发展时提出了“每转益进”说，认为清代三百年学术的精神仍延续宋明理学，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此每转益进之说也。”⑤可以说，途穷而必变的“每转益进”说是钱穆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基本立场，是对学术思想本身进化所做的具体表述。
    钱穆讨论章学诚学术时亦是基于此立场，认为章氏学术是当时盛行的经学考据走向极端而转生的产物，两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在论及章学诚、戴震学术及其与乾嘉学术的关系时，他说：“东原排击宋儒，刻深有过于颜、李，章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洵为确论。然实斋思想议论，亦从东原转手而来。”⑥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认为，一时代的学术有其特性或共同精神所在，“盖一时之学术，有其一时之风气与其特性”⑦，“然一时代之学术，则必有其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⑧。因此，章学诚的史学和乾嘉经学考证面貌虽异，骨子里却都体现了史学的经世精神，“乾嘉经学考据极盛时期，却是他们内心极沉闷的时期。他们攻击程、朱，便证他们心里之耐不得，重新要从故纸丛碎中回到人生社会之现实来。这一趋向，遂又从经学转向史学。戴东原同时便有章实斋，树起史学旗帜来和经学对抗，这依然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委屈之流露”⑨。可见，在他看来，章学诚史学的出现即是在学术经世的共同精神下对乾嘉经学考证的一种转进。
    余英时研究清代学术史提出了“内在理路”和“儒家智识主义”兴起的观点。他说，近代以来的清代学术史研究都是从政治或经济等“外缘”因素来解释其演变的，如“反满说”、“反理学说”、“市民阶级说”及把清代学术发展看成是“方法论的运动”等，这些都“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所以，要特别重视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即“内在理路”（inner logic）--“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传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⑩“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就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清代考证学，从思想史的观点说，尚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即儒学由‘尊德性’的层次转入‘道问学’的层次。这一转变，我们可以称它做‘儒家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的兴起。”“我说清代思想史的中心意义在于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我所指的正是这种‘道问学’的精神。”（11）
    余英时认为，章学诚的学术仍是清代智识主义（“道问学”）兴起的产物，“认识了清代经学考证背后所隐藏的儒家智识主义的动力，辨明了从理学到考证学的转变其实乃是儒学由‘尊德性’折入‘道问学’的一个内在发展的历程，我们才能够确切地把握到戴东原和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大意义”（12）。具体地说，因受清代“道问学”的影响，“他的义理发展始终都是与文献整理的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文史通义》开宗明义便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也同样显示出实斋对清代智识主义的基本立场所采取的一种积极的与肯定的态度”。“综观实斋文史理论之成长过程，最初得力于方志之编修（《和州志》），稍后则颇资于《史籍考》之撰纂。所以《文史通义》虽批评东原及其狭义的考证观点，而深一层看则仍不免与东原的经学考证同属于儒家智识主义笼罩下的学术产品。所不同者，东原的最后依据在六经，而实斋的学术基地则在历史耳”。（13）他还分析了章氏对陆王“尊德性”所做的“道问学”改造及重要贡献：“他在赋予陆、王之学以新的意义之际，同时也正在不知不觉中从内部改造了陆、王的旧统。他把‘尊德性’的陆、王变成了‘道问学’的陆、王！”（14）“随着道的历史化以及陆王传统的智识化，他把18世纪中国的道问学成功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