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针砭流弊与应对挑战
    关于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形成，钱穆和余英时分别用“针砭流弊”与“应对挑战”来解释。两者分析和论述的角度不同，但又有共同点，即都是将章学诚的学术视为回应和解决乾嘉经学考据所存在的问题或流弊的产物。
    钱穆说，清代经学考证发展到乾嘉渐渐背离了清初诸儒的意旨而生流弊，“我们亦可说亭林、梨洲皆承朱子，乃求道、术兼尽者。但此下则终不免仍偏重在一边。讲方法，略宗旨。尚博文，忽约礼。其流弊成为书本纸片上学问，有术而无道”（16）。在他看来，章学诚的学术正是为针砭经学考证流弊而发的结果，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此有较系统阐述。他说，《文史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六经皆史”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17）具体而论，在“学问与功力”方面，“实斋论学，彻头彻尾主本当身事物实用，所谓学以经世，即空思义理，仍属无当。而当时经学家风气，则专尚考核，并思想义理而无之”，“实斋此等议论，明为针砭当时汉学家风气而发。盖掇拾补苴，与夫博诵强记，正当时汉学家功力所寄，而实斋皆非之，以为未足以当夫学也”。（18）在“纂类与著述”方面，“纂类记注为著述之所取资，实斋非有所訾议，而纂类记注者不自知其仅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焉，此则误认功力为学问，而学问之真境无由达矣”（19）。在“著述与事功”方面，“盖实斋既本‘六经皆史’之见解，谓求道不当守经籍，故亦谓学之致极，当见之实事实功，而不当徒以著述为能事”（20）。在“性情与风气”方面，“实斋论学，颇主挽当时汉学家过甚之偏，其所以诏学者以治学之方法者，亦自与汉学家之训诂考据惟务者有异，此亦实斋论学至有价值之一节也”（21）。不过，他认为章学诚仅限于针砭经学流弊，故贡献有限，未能开一代学术新风，“实斋在当时，亦只有志矫风气。只因当时学风皆趋向经学，过分注重古经典之训诂与考订。彼力主研治史学，注重近代，提出‘经世致用：之新观点，用于补偏救弊……未能开风气，对当时学风未能有一番大振起，因而不能在学术界开一新局面”（22）。
    余英时认为，章学诚的学术是应对戴震经学“考证的挑战”的产物。他考察了戴、章1766年的“初晤”，指出，“可知东原给予实斋最初同时也是最深的印象实在于他在义理方面的成就，如《原善》等哲学作品”，“考证的挑战和义理的印证”影响着章氏的成学过程。（23）而到1773年再度会面，“他对东原的‘考证的挑战’已不再感到‘惭惕’和‘寒心’。相反地，他开始反驳东原的观点了”。“实斋自1766年受到东原论学观点的刺激之后，数年之中必沉潜于史学而运其深思，至1773年时，其思想之大体趋向终于完全确定”。（24）章氏的“六经皆史”说便是“对东原的‘考证挑战’的一个最具系统性的反应”（25）。章氏的“文史校雠”则是针对当时汉学家，“尤其是戴震的‘经学训诂’而特别提出来的。所以，具体地说，他以‘文史’为范围而与‘经学’相抗，以‘校雠’为方法而与‘训诂’相抗。戴震由训诂以通经而明‘道’，他则由校雠以通文史而明‘道’”（26）。章氏绝笔之作《浙东学术》，“正表示他自信在学问上已建立起‘一家之言’，足以与东原分庭抗礼了”（27）。总之，“他有关清代新儒家两大传统的最终观点，是其几十年中对戴震经学愈演愈烈的考证挑战的回应”（28）。不过，余英时认为章学诚对抗戴震时，骨子里又在模仿戴震，“实斋对陆王传统所做的知识化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和东原相对抗，而另一方面则正是模仿东原而来……处处奉东原为典范”，只是他并不是机械地模仿戴震，“他一方面奉东原为治学的典范，另一方面则又对东原的论点有所发挥与提高，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29）
    3.“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思想侧影”
    钱穆研究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基本方法之一是借用章氏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英时除继承此方法外，还大胆吸收西方现代心理史学的方法，提出了“思想侧影”说。
    钱穆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出发，对章氏学术渊源及与清代考证学风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这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章实斋》一章有充分的体现。如，“传略”介绍了章氏生平和学术概况，“文史通义与经学”讨论了章氏与经学学风的关系，“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说明章氏的学术渊源，“实斋学风之影响”介绍和评述了其学术交游和学术影响，“实斋文字编年要目”按时间顺序综述了章氏论学经历和学术交游。在比较其与考证学风的关系时，论述了章氏论学要旨，如“经学与史学”、“学问与功力”、“纂类与著述”、“著述与事功”、“性情与风气”、“专家与通识”、“方法与门路”和“校雠与著录”等。他认为，章学诚对中国学术史研究有“极大的创见”，即根据《汉书·艺文志》来讲中国古代学术流变，因此，研究章学诚不要先去读《传习录》和《明儒学案》，“该看重他讲古代学术史，从《汉书·艺文志》入门，然后才有‘六经皆史’一语”。从中国学术发展史看，《文史通义》最有价值之处，“正在他能从一个学术之整体方面来讲一切学术……章实斋论学术，定要讲到学术之‘流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章氏《文史通义》里最大的贡献所在。我们要从全体学术中来辨别章明，如这是经学，这是史学，这是子学等。又要‘考镜源流’，每一项学问，其开始怎样，后来怎样……我们今天要来讲求学术史，都该从此下工夫”。（30）
    余英时提出用“思想侧影”这一心理史学的新方法，以与历史的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是历史的方法）相配合。他说：“学术思想史上有许多重要的理论，从正面去看，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似无隙可觅。而一考其立说时的特殊心理背景，则往往发现其中别有待发之复，而且关系甚大者……本篇企图从历史的和心理的两个角度去勾画出东原和实斋两人的思想侧影。这在取径上与传统的思想史颇不相同，因为后者主要是从学派传承、师友渊源各方面去摄取思想家的正面像。”这种方法可补充传统方法的不足，通过东原和实斋两人的侧影，能更清晰和真实地展示“18世纪中国思想界的面貌”。（31）如，在考察章学诚初晤戴震之前，余英时首先追溯了两人会晤前夕的思想和心理状态，认为章氏受到考证学的压力后缺乏自信，“极有可能是这种自我怀疑的心理，促使他和戴震进行了此次正式会晤”（32）。而通过比较1766年和1773年会面的不同，“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实斋在心理上的变化……经过了七年之久，实斋在学术上终于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确定了毕生努力的方向”（33）。他还考察了章氏的“心理背景”和戴、章的“思想交涉”，以此发掘“六经皆史”的意义，通过心理分析说明“朱、陆异同”论的内涵所在。（34）他通过分析章氏的“文史校雠”理论，认为《文史通义》的撰写“存在着与经学家（特别是戴震）‘争’道统的潜意识”（35）。不过，余英时认为，“思想侧影”方法的运用有其限度，“学术思想史是决不能简化为个人的心理状态的”（36）。他在研究中总是将其与历史的方法相结合，从而开拓了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