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钱穆和余英时对《文史通义》为何未作《春秋教》和章氏主编《史籍考》与其文史理论的关系也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观钱穆和余英时的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分别以“每转益进”和“内在理路”为基本立场来予以考察和评析，实质是一种“学术内在发展论”。在他们看来，章氏学术的出现并不是对清代经学考证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中国儒学“尊德性”和“道问学”大传统下对清代学术的内在发展。他们都强调学术传统在学术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每转益进”自然是传统内的转进，“内在理路”同样是传统内的理路。不过，余英时的解释更为具体，不仅指出章氏学术是清代学术内在发展的产物，还指明这种“内在理路”就是清代“道问学”（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亦可视为是对钱穆“每转益进”说的继承和发展。本于上述立场，他们对章氏学术思想的形成和贡献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钱穆解释章氏学术的出现为“针砭流弊”，这显然是途穷必变的“每转益进”说的产物；也就是说，章氏学术是对乾嘉考证走向极弊（途穷）所生的一种转变，是清代学术“每转益进”的结果。余英时的“应对挑战”说则论证了章氏学术是清代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进一步展现，即章氏以史学明道的提出实为清代学术“道问学”潮流下对以戴震为代表的以经学明义理进行的挑战。
    钱穆和余英时进而从上述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对“六经皆史”说的内涵及基本问题，如史与道、史道关系、经史关系、以史易经、史学经世精神、“六经皆史”说的来源及文史校雠等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洞见卓识。如他们力驳近代解释“六经皆史”的流行观点，即胡适等人所说的“六经皆史”之“史”为史料，从章氏史以明道和史学经世的立场出发来解释“六经皆史”。钱穆认为章氏所说的“史”实指记载社会现实生活、能够反映社会发展之“道”的各种档案文献，旨在倡导史学要关切人伦日用和时事，不能坐守书斋做不关现实的学问。余英时认为，“六经皆史”将“道”视为存在于变化发展中的人事（按：即社会历史），实际上是将陆王心学向“道问学”转化，这是“六经皆史”说的大贡献。应当说，他们的观点更符合章氏本意。因为，如若胡适等学者的解释，则“六经皆史”针砭经学流弊和以史经世的精神便丧失殆尽。胡适等新考据派追求客观主义史学，为学术而学术，反对将史学作为经世致用的工具，他们对“六经皆史”的解释实际上只看到了章氏提升史学和史学替代经学的取向，却忽略了这种取向背后更根本的学术精神--学术的经世致用，背离了章氏学术的基本思想--道不离器。
    他们既充分肯定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及“文史校雠”思想，指出章氏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及其对近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重要影响，钱穆甚至称章氏学术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接榫所在。他晚年曾说，今天要研究中国史学，“至少要跳出自清代道咸以下直至目前，这一番递变递下的学风，而游神放眼于章实斋以前，又当约略了解儒学之大体”（86）。同时，他们也对章氏学术思想的局限性予以分析和批评。如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章氏将“六经皆史”推向极端而提出的“贵时王制度”及“以吏为师”的落后性，指出章氏晚年自命其学术源于浙东学术并不确当，认为章氏的“文史校雠”并未开时代学术新风，仍被“道问学”的风气所笼罩，是落后的“争道统”意识在作祟。质而言之，在他们看来，章氏的“六经皆史”和“文史校雠”回应和解决了清代乾嘉考据出现的弊病，将清代学术乃至中国学术推向了一个高峰。但是，章氏学术仍是在传统范式中“转进”或“应战”，因此并未开出新时代的学术范式。
    比较钱穆和余英时的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各自特征与师承关系。相比较而言，钱穆的研究多是继承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开章学诚研究及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新路。余英时的研究则在继承其师的基础上做了新的发展，吸收了西方现代学术理论和方法。如在章学诚研究的基本方法上，钱穆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方法（历史的方法）作为主要方法之一，余英时则将其与“思想侧影”这一现代西方心理史学的方法相结合，使他的章学诚研究更为立体和丰满。在比较研究中，余英时吸收西方相关理论与方法来解释章学诚与戴震学术思想的异同，并注意做中西比较，如将章学诚与西方现代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相比较。当然，钱穆也重视中西学术比较研究，在《中国思想史》“例言”中曾说：“研治中国思想史，最好能旁通西方思想，始可探讨异同，比较短长。”（87）他对中西史学也做过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88）。但是，他的章学诚研究却缺乏这方面的比较。
    应当说，钱穆和余英时对章学诚及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学术典范意义。他们研究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表明他们主张学术思想发展是有连续不断“传统”的，而这一传统正是维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的根本精神所在，如钱穆所言：“学术不熄，则民族不亡。”（89）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化保守立场上的学术观。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指出，清代学术传统即是形成了一种客观的知识类型（系统），而中国现代学术复兴必须要发掘这一学术传统的现代价值，以应对西方学术文化的挑战。钱穆认为，清代学术颇近于西方近代的“学统”类型，而在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要做到以古学为今用，即要把中国传统精神与现实需要相配合，“我们且不妨跟从清代学人入手。因清代学术实际上已发展完成了我上述之第三系统（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的‘学统’--引者注），其学问方法与其规模较近现代化，较可与西方学术接近”（90）。余英时则讲得更为明确和具体，体现了更开放性的态度，他说：“‘道问学’原是儒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尽管儒家从来不把成就知识当做它的主要价值，然而客观认知始终构成儒学系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91）因此，如何发掘儒家这一传统是中国现代儒学应对西方客观认识精神挑战以获得新生的根本所在，“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认知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92）。
    可见，他们的研究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近代以来梁启超、胡适等学者从“学术革命”角度来分析和评价章学诚学术思想及其地位的新道路，易言之，是开创了一种建立在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立场上的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新典范。余英时认为：“在任何一门学术中建立新‘典范’的人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他的空前的成就对以后的学者起示范的作用；一是他在该学术的领域之内留下无数的工作让后人接着做下去，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传统。”（93）应当说，“学术革命”典范下的章学诚及清代学术史研究阵营强大，但其解释却不断遭到挑战；而“学术传统”典范下的章学诚及清代学术史研究经钱穆、余英时等学者的努力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但阵容颇寡，有待更多的学人加入以取得更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