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0）钱穆：《讲堂遗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2册，第251页。
    （51）（55）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49、50、52，55-56、57页。
    （52）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80页。
    （53）（54）（56）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275、272、276页。
    （57）章学诚说：“《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又说“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1、232页）
    （58）钱穆：《国学概论》，第67页。
    （59）钱穆：《孔子与春秋》，《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303、303-304页。
    （60）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15-16页。
    （6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56页注①。
    （62）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274-276页。
    （6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60页。
    （6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23-524页。
    （6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28、430、472页。
    （66）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13、15页。
    （67）（68）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253页。
    （69）钱穆：《泛论学术与师道》，《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269页。余英时也有类似看法，他说：“东原显斥程、朱，实斋明宗陆、王，此为两家之异。然东原斥程、朱即所以发挥程、朱，实斋宗陆、王即所以叛离陆、王；取径虽殊，旨归则一。则两家之貌异终不能掩其心同。”（《论戴震与章学诚》，第90页）
    （70）钱穆：《国学概论》，第259页。
    （71）钱穆：《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93页。
    （7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63、65页。倪氏的“晚年追认之论”，参见[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73）（75）（77）（7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67，67，69、72，90页。
    （74）（76）余英时：《章学诚对抗戴震》，《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第225，226、227页。
    （79）（80）（8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56、458，458，457、458页。
    （8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254、269页。
    （83）（84）（85）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164-168，176，177-178页。
    （86）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273页。
    （87）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第16页。
    （88）参见徐国利：《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89）钱穆：《国学概论》，第365页。
    （90）钱穆：《有关学问之系统》，《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298页。
    （91）（9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第9、4，7页。
    （9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