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会通”这个概念，哲学书、文学书和历史书中都出现过。如《周易·系辞上》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孔疏释“会通”为“会合变通”之意。①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② 这是阐明历代辞赋之家都是在继承前人创作成果的基础上，加以错综变化，写出了新的境界的作品即“物色尽而情有余”，这正是善于对前人作品融会贯通的缘故。前者是指历史运动演进过程中的“会通”，后者则指文学创作的精神生产过程中的“会通”。其后，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以“会通”与“断代”作为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及其指导下的两种不同的历史编纂，并在比较的基础上阐发了“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这是把“会通”概念引入史学领域最突出的表现。郑樵之后，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之论“会通相因之义”与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篇及《释通》篇，都是对“会通”思想在史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章学诚所论的理论贡献，是揭示了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③，以及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的发展④；马端临所论的理论贡献，一是指出了在“会通”思想指导下，不同的历史撰述宗旨自有不同的历史撰述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二是指出了在“会通”思想指导下相同的历史撰述宗旨因历史条件的不同，历史撰述内容的详略自亦不同。⑤
    20世纪以来，大凡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专书，多有论及郑樵“会通”思想者。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7年出版）、刘节《中国史学史稿》（1955年初稿）论之较早，金著强调其“会通诸史而为一书”⑥，刘著突出其“会通之义”的“义”即“讲求实学”⑦。又如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等，都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阐明其“会通”之要义。⑧ 再如杜维运所论，极为精炼，认为：“‘会通’一辞，第一次在国史上被提出来，其界定的意义，‘会’是网罗天下所有的资料于一书，‘通’是贯穿古今，极天下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论史学思想的恢宏，‘自书契以来’，未有其比。”⑨ 凡此等等，不一一列举。
    近二三十年来，关于郑樵“会通”思想及一般论述“会通”思想的文章，亦有见诸学术刊物者。其中，有的论郑樵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重点阐述《二十略》的意义和《通志》纪传部分的特色。⑩ 有的论郑樵的“会通”思想，重在从“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展开论述。（11） 有的论马端临史学的会通思想，兼及《通典》、《通志》、《通考》的比较。（12） 有的综论宋代史学家的会通思想，强调会通思想的分期及其在宋代史学中的主流地位。（13） 有的阐述“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影响，从分析郑樵的“会通”思想内涵着手，揭示郑樵在“会通”方面的实践，指出清代章学诚和近人张舜徽对郑樵“会通”思想的评价和继承（14），等等。
    以上专书、专文对“会通”思想的探讨，对深入研究“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学之关系，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文的撰述目的在于：第一，突出自唐中叶至元朝初年数百年间中国古代史学在“会通”思想指导下，各种体裁及不同内容之通史撰述成就这一宏大气象；第二，强调郑樵对“会通”思想内涵的界定及其理论贡献；第三，评价马端临关于“会通”思想指导下的不同撰述宗旨与其撰述内容的规定性，以及不同时期之相同体裁历史撰述内容详略有异之论述的理论价值；第四，肯定马端临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积极意义。前两条，或与上述专书、专文有互相发明之处，后两条，则多系笔者之浅见，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从史学的渊源来看，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5） 为主旨，是对“通变”、“会通”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恢弘展现，从而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从中唐到元初的史学家们，从不同的社会历史侧面，把“会通”思想这一着眼于宏观考察社会历史变化的历史观念发展到新的境界，其标志即是几部不同体裁、不同内容的历史巨著的面世。
    一
    从中唐至元初的五百年间，是“会通”思想在中国史学上最为凸显的时期。受这种思想的推动，涌现出了几部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著作，它们是：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200卷成书；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资治通鉴》294卷成书；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郑樵《通志》200卷成书；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42卷成书，杨万里是年为之作序；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