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约略兼及社会经济、文化和各方面的代表性历史人物。全书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为叙述的中心。这与杜佑《通典》以典章制度为叙述的中心有明显的不同。司马光自述本书的内容及主旨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从而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的目的。（30） 可见，司马光是把国家的盛衰、政治的得失、统治人物的政策和行为的善恶、生民的休戚等政治大事，作为《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兵力的强弱、用兵的韬略、战事的胜败，都与国家的盛衰相关，这也是《资治通鉴》着力记载的。对各个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它也有丰富的记述。《资治通鉴》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众多的历史人物等，都没有作为重点来记述。这固然是本书作者的旨趣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本书的体裁所决定的。清代史家王夫之在阐释“资”“治”“通”“鉴”的含义时，一方面强调《资治通鉴》重在讲“资治”，另一方面他对“治之所资”或“为治之资”的认识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不乏辩证认识的因素。在他看来，《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31） 读史者从史书中汲取的启示和教益，有时会超出作史者的初衷而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正是史学的魅力之一。
    《资治通鉴》的价值，突出地反映在它的思想价值、文献价值和对当时及后世历史撰述的影响等方面。《资治通鉴》的思想价值主要在于，它以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换言之，《资治通鉴》证明了史学对于政治统治的极其重要性。这集中表现在司马光所说的“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句话上。在中国史学史上，这种知古察今、以史为鉴的思想由来已久。《资治通鉴》在这方面之所以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事实，以及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所谓“十六代”的漫长历史过程，而涉及的皇朝的兴衰得失则更多。在这一点上，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以往的任何一部史书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另一个原因是，司马光既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32）、又有一种强烈的以史学“资治”的撰述热情，所以在纷繁的史事中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写入本书，从而鲜明地反映出本书的社会目的。宋神宗赐以“资治通鉴”为名，正是恰当地道出了它的社会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司马光把自己从而也把读者摆到各种各样的历史环境里去思考，去抉择，使历史和现实得以相互呼应起来。他说的“前世之兴衰”，这是史书上可以写得出来的；他说的“鉴”，有的可以写得出来，如“臣光曰”或援引前代史论，有的就无法写出来，而是通过读史的人去思考、去认识才能实现的。至于“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基本上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了；确切地说，这是通过认识历史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现实问题。所谓“考”，所谓“嘉”、“矜”、“取”、“舍”，都是对作者和读者提出来的。尤其应当强调的是，司马光的这种撰述思想和他在表述上的艺术性成就，使《资治通鉴》具有特殊的魅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当时和后世历史编纂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等等，诸家蜂起，蔚然大观，形成为《通鉴》之学。宋人刘恕的《通鉴外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史炤的《资治通鉴释文》、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人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各有特点，而“《通鉴》学”的发展，一直延续至近代。（33）
    《资治通鉴》初名《通志》，后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乃以此名传世。其后南宋史家郑樵则以所撰《通志》一书，在中国史学上建立了丰碑。
    四
    南宋史学家郑樵撰《通志》200卷，其《总序》是一篇阐发会通思想对于历史编纂之重要性的宏文。序文从“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说到“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最深谙“会通之义”的史家。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是从时间上亦即历史进程上着眼的。他论司马迁，也是强调了这两个方面。通观《通志·总序》全文，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揭示历史的联系；一是重古今损益、“古今之变”，揭示历史的变化。因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又说：“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34） 郑樵把司马迁同孔子联系起来阐述“会通之义”，一方面说明他对司马迁继孔子之志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的继司马迁撰写通史的著述旨趣。（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