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3页。
    （28）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卷末附，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7～9608页。
    （29）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3页。
    （30）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第9608页。
    （31）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14页。
    （32） 瞿林东：《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33） 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55～67页。
    （34） 郑樵：《通志·总序》，见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
    （35） 吴怀祺《郑樵评传》中有“会通修史，继承创新”一目，引《郑樵文集》卷三《上宰相书》云：“修史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36）（37）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38） 白寿彝师在《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史学思想》一文中，开篇阐明“马端临对杜佑、郑樵史学传统的发展”，指出，“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反对神秘主义的五行说和反对违反据实记录的褒贬观点，马端临是和杜佑、郑樵一致的”，郑樵“继承了杜佑传统而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的，是马端临坚持客观态度的关于封建社会的素描”，“马端临继郑樵之后，大大发展了会通观点，《通典》、《通志》和《通考》都以‘通’字标其宗旨，而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4～802页）这是从历史观、社会观、史学观几个方面阐述了马端临对杜佑、郑樵思想的发展，对研究三者异同有重要启示。
    （39） 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见此书书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页。
    （40） 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见此书书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页。
    （41）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1～52页。
    （42） 参见拙文：《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说说纪事本末体史书》，《书品》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