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对应的是，马端临对《通典》做了这样的评论：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37）
    在马端临看来，司马迁《史记》在内容上包含了“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个方面的内容，而《通典》和《资治通鉴》正是分别继承、发展了《史记》的这两个方面的撰述内容，并分别给予很高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的评论提出了三个历史编纂上的理论问题：
    第一，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的一致性。他认为，《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并非司马光“之智有所不逮”，而是因为“简编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这就是说，一定的史书体裁所承载的历史内容，本有其必然的规定性。
    第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繁简有异，这必然影响到历史撰述内容的详略不同。他称赞《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同时又指出它“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这是因为“时有古今，述有详略”的缘故。他举田赋、土贡等社会生活的实际为例，说明后出之书，定当详于前出之书，这实际上是揭示了历史的进程决定了史书内容由略而详的规律。
    第三，治乱兴衰，多由具体原因所致，它们之间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代代沿袭，它们之间是“相因”的。在这个问题上，马端临所言与郑樵略有不同，从本质上看，治乱兴衰还是有共同之处可以探讨的；而典章制度在相因之中也必有相革之处。“相因”、“不相因”不应做简单的看待。（38）
    我们要关注的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历史编纂思想和历史编纂上的贡献与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史学在传承文明的作用方面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对历史编纂有高度的责任感；二是继承并发展了杜佑《通典》的体例和规模，反映了马端临谦逊求实的学风和学术创新精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写道：
    愚自早岁，盖有志于缀缉，顾百忧薰心，三余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白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
    在这一段话中，讲到“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俱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实为智者之言。文中讲到《文献通考》与《通典》的继承、发展关系，入情入理，凸显出一位纯真而有高深造诣的史学家的形象。
    此外，马端临对“文”与“献”的诠释，更加丰富了它们的内涵，是对历史文献学思想的重要发展。他在《文献通考·序》中这样写道：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
    不难看出，马端临的这一番说法，一方面是发展了孔子关于“文献”的思想，丰富了“文”与“献”的内涵；一方面是继承了杜佑《通典》的体例和内容。因此，马端临的“会通”更加突出了文献之通，故以《文献通考》名书。
    总之，马端临的史学批评思想和历史编纂思想及其成就，是对这一时期的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