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这一篇表文，至少表明了他的以下几点重要见解：第一，指出了以往的著论存在“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的缺陷，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第二，指出了《通典》的通史性质，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第三，指出了“法制”的具体内涵，那就是合乎规范的典章制度，而其内容则源于《周礼》并有所扩大。这是概括了《通典》的撰述宗旨、体例、内容和现实价值。《旧唐书》作者评价《通典》说：“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23） 这里一连用了两个“大”字，足见其会通历代“礼乐刑政”之旨趣与社会影响的力度。
    杜佑从“法制”、“礼乐刑政”制度层面来思考和规划历史撰述的内容，反映了他的独到见解，即从“法制”的演变中揭示“政经”之理。那么，他说的“法制”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这些具体内容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杜佑在《通典》自序中写道：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24），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25）
    杜佑的这篇序文，用大手笔清晰地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理道”的逻辑思路和实施的具体步骤是：从重视“教化”出发而达到“致治”的目的，应首先以“食货”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选举制度、职官制度、礼乐制度、兵刑措施。礼、乐、兵、刑是国家的几个重要职能，州郡、边防是这些职能在地域上的具体实施。根据这个认识，杜佑从内容编次上规定了其逻辑体系，即首先论述经济制度，然后依次论述选举、职官、礼、乐制度，以及用兵之道和刑罚设施，最后论述地方政权的建置和边防的重要。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食货是经济基础；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是讲上层建筑。其中礼、乐的核心是阐述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既是上层建筑，又是意识形态，是“教化”的主要内容，与兵、刑相辅而行，此即所谓“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据此，以今意释之，大致可以认为：《通典》的内容和编次，是把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依次都论述到了。
    应当强调的是，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然后分别论述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他的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理论根据来自《易》、《尚书·洪范》、《管子》和孔子的有关言论。这些言论前人也曾征引过，杜佑的高明之处是把它们汇集起来作为首先必须重视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据，这是他继承前人而又超出前人的地方。同时，它又是现实社会的必然产物，是当时时代要求的反映。自“安史之乱”后，整顿经济和改善财政是人们关注的大事。在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等朝的八九十年间，探索社会经济问题的学者相继于世。比杜佑略早或大体同时的有刘晏、杨炎、陆贽、齐抗，比杜佑稍晚的有韩愈、李翱、白居易、杨于陵、李珏等。（26） 其间，一些经济改革活动的进行和经济思想的提出，都是当时现实社会的产物。“以食货为之首”所包含的丰富思想，正是一个卓越的史学家在历史著作中回答了现实社会所提出的问题。《食货典》共12卷，依次叙述土地制度、乡村基层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以及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和价格关系。杜佑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这种逻辑认识，在他以前的史学家中并不多见。
    《通典·食货典》以下各门所叙内容，也反映出杜佑对政治结构和国家职能的认识。诚如范文澜所说：“《通典》的精华是‘理道’的‘要诀’。”（27） 在杜佑看来，其余的八门中，职官是最重要的。所谓“行教化在乎设职官”，就是着重强调这一点。“选举”是为了保证职官的素质，“礼乐”是职官的教化职能，“兵刑”是职官的暴力职能，此即所谓“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这里，显然有三个层次，一是选举、职官，二是礼、乐、兵、刑，三是州郡、边防，而作为国家人格化的职官居于核心地位。这清楚地表明了杜佑对国家政治结构及其职能的认识。这种逻辑认识，在他以前的史学家中也是没有先例的。
    总之，杜佑对国家职能的认识，不论其自觉程度如何，这反映了他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之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出前人的成就，从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经过将近一千年的发展已臻于完备，史学家有可能进行系统的总结。此外，前人的思想资料、时代要求的启迪、他本人的学识和器局，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三
    在《通典》问世后的第283年，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宋代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294卷，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司马光的合作者刘恕、范祖禹、刘攽，皆极当世史家人才之选。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以示“周虽未灭，王制尽矣”，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以衔本朝国史，记述了其间1362年史事。其《目录》30卷，“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考异》30卷，“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28） 《目录》相当于大事编年，《考异》是说明文献取舍之故，与本书相辅而行。编年体史书，发端于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汉以后以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最为知名，是编年体皇朝史的佳作。《资治通鉴》的产生，是中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清人章学诚说：“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29） 这一概括来看，《资治通鉴》在历史编纂上一方面把两汉以来历代纪传体史书的内容综合起来，并使分散于纪、传中的同一史事得以按时间顺序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又总括了《汉纪》、《后汉纪》等编年体皇朝史的内容。《资治通鉴》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所记千余年史事，连贯而丰富，无愧是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的总结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