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钱穆和余英时研究章学诚学术思想常用的方法。钱穆的比较研究大体是论及与章氏学术可比的学者时进行两相比较，具体而微；余英时在运用比较时，往往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立论，并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学术方法，富有新意。
    钱穆对章氏学术与当时学风及学者的学术异同做了较全面和详细的比较，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谓一部比较研究学术史。对于章、戴的学术异同，他说，“实斋论道之意，盖采诸东原而略变者”，而戴氏“道出六经”和章氏“道出事物”，“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在“言理”上，实斋“本事物”，东原“主从人之情欲求之”。（37）论及“著述与事功”，钱穆称章氏“差与颜、李之说为近，而较尤圆密”。言及“性理与履践”，钱穆认为，“惟习斋欲尽废纸墨诵说而重习行，为道似狭，恕谷欲以考古穷经证成其师之意而路益歧；实斋论学，虽重当身事功，而路径较习斋为宽，辨证较恕谷为达。”颜、李与章氏皆“因偏救弊”，然“实斋之论，尤为得其通方矣”。（38）论及章氏学术渊源时与王阳明比较，说：“凡实斋论学，发乎性真，极乎通识，合之阳明良知之教，所谓‘知行合一’、‘拔本塞源’之论者，面貌虽异，根柢则一。”（39）论及章与袁枚、汪中，认为他们虽然为学路径不同，“然持论立言之足以相通者不少矣”（40）。论龚自珍与章氏学术关系时，称“其时定庵学问志趣，似不屑屑为经生，而颇有取于其乡人实斋章氏文史经世之意也”，“至定庵之学，虽相传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门径，则端自章氏入”。（41）此类比较不胜枚举。
    余英时研究章学诚也常用比较法，其《论戴震与章学诚》即以戴、章的比较研究为中心。他认为，近代学人虽然对戴、章研究很多，“但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本篇之作便想填补这个空缺”。“东原和实斋之间，以及他们两人与18世纪的考证学风之间都有其同，也有其异，有其合，更有其离”。（42）余英时比较研究的重要特点是注意引用西方学术方法，如将西方心理学的“认同感”与章学诚的“性情论”做比较；将威廉·詹姆士的“软心肠”和“硬心肠”之分与章氏所说的“高明”与“沉潜”之别做比较；借用柏林的“刺猬”与“狐狸”理论来阐释章氏学术与乾嘉考据学术之不同及章的“朱、陆异同”论。（43）《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则从“比较思想史”的路径来分析中西两位思想家的历史哲学和学术思想：一方面，“从柯灵乌的观点来检讨中国传统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将章氏哲学中可以与柯灵乌的观点相对照的部分加以剔出，并略做分析和比较，以使《文史通义》一书中某些观念因此而益为明晰”。（44）他认为，通过与西方学术做比较能更好明了章氏学术思想的流变，这便是“比较思想史”的意义所在。
    钱穆和余英时基于他们研究清代学术史和章学诚学术思想的上述立场，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下面将对他们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加以比较，以使我们对两人的章学诚研究有更具体入微的认识。
    1.“六经皆史”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核心和最大贡献所在。然而，近代以来的学者基于不同立场对此解释纷异。（45）钱穆和余英时本于他们的基本立场，反对将“六经皆史”的“史”解释为史料的主流观点，认为章氏的理论体现了史学经世的思想，有以史学代经学的精神。
    钱穆称，“六经皆史”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舍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46）他对“六经皆史”的“史”做了解释，指出：“谓‘六经’皆掌于古之史官，史官犹如后世之书吏，史官所掌，乃略类于后世衙门之档案，‘六经皆史’，在章氏之意，谓‘六经’即略有类于当时各衙门官方之档案耳……则章氏之所谓‘六经皆史’，乃指古代之官学言，其所指并不恰当于后世之所谓史……实不遽类于后世所谓史籍之史也。”（47）而对“史”的这种解释正能得出“史学经世”的结论，“盖谓古代官府中之档案便是‘史’。今日若欲研究‘六经’，毋宁至官府中研究所存之档案。官府中胥吏所掌，对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各方面问题极有关系。治‘六经’者，乃脱离时事来空言讲理，岂非大误？此可谓是实斋最伟大之理论”（48）。钱穆进而提出，章学诚是想以史学代经学，称《书教》三篇“实可代表实斋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也。实斋唱为‘六经皆史’之论，欲以史学易经学，故其论‘六经’，于《书》与《春秋》最为经意，《书》教之成独晚”（49）。又说：“道不在书本上，而在此世界上。此一讲法，乃以史学精神来替代经学。”（50）
    余英时本于“考证的挑战”说，阐述了章氏“六经皆史”说“是实斋对东原的‘考证挑战’的一个最具系统性的反应”，“是对清初以来‘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的一种反挑战”，“在清代学术史上实为一具有突破性的创见”。（51）关于“六经皆史”的起源，他认为章氏此说是“陆、王系统经过‘道问学’化以后所呈现的一种新面貌”，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52）余英时也从经世角度着眼，认为以“六经皆史”批判经学考据脱离现实，“章氏不但继承了儒家的‘经世’传统，而且进一步把它加以理论化，纳入‘六经皆史’说的系统之中了”（53）。对于“六经皆史”包含的“以史易经”思想，他分析了章氏的“道”论，指出，“（他）显然是把‘道’理解为‘人事’在时间中的不断流变。易言之，‘道’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自然发展之中，故永无息止之一日”（54）。章氏“六经皆史”说是和他对“道”的新观念分不开的，“实斋的‘道’具有历史的性质，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实斋所以最重视‘道’正由于他把‘道’看成一种‘活的现在’，而不仅是像多数考证学者一样，把‘道’当做‘古典的过去’也”。这样，“实斋不但用一个崭新的史学观点与东原所持的经学观点相抗衡，并且进一步要以史学观点来超越以至代替经学观点”。（55）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六经皆史”说反映了“史学逐渐独立自主，并有与经学分庭抗礼之势”（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