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古史记述资料生成过程的研究是解决古史史料学重要问题的关键
    突出地表明对中国古史研究中史料学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由顾颉刚、钱玄同等先生所推动的“疑古”研究的基本宗旨。《古史辨》的全部著述从根本上说正是为了要解决近代中国古史研究中史料学概念的原则的问题。当然“疑古派”学者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将传世文献资料中他们认为不可信的部分指出来；相应地，传世文献中所表述的古史内容，他们认为是没有根据的，也将其挑出剔除。这是“疑古”的工作的主要指向。这部分工作的积极成果对于近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形成是有益的，但不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基础的全部。
    在《古史辨》工作得失的问题上，我们现在应当有这样的认识：顾先生等学者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疑古”的思考，无论其动因，或其研究的基础，都同当时人们可能有的关于古书问题的认识水平有关，尤其是同对于古书形成问题的认识有关。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知道，由于资料条件的局限，当时的人们还很难真正完整地了解真实的古书形成的过程，所以《古史辨》在涉及古书问题上所做的许多判断在许多环节上只能是属于推测性的，而由于不够警觉于其中可能有的方法上简单化的问题，其结论很容易有舛误。其实此问题在当年对于中国古书生成情况有深入追问的学者中是有感觉的。比如吕思勉即指出过：“近二十年来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恣意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耳”⑤。这一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讨论中，更是在对众多新出土资料研究的基础上以更准确的表述更进一步地与对史料的认识相联系。如李零说：“疑古派对古史形成的复杂过程理解过于简单，以为其传述既出于年代较晚的古书，则必属后人造作，只能算‘伪古史，真神话’。”⑥这实际上是说出自较晚古书里的素材作为一种记述的元素起源不一定也是很晚的。这很显然表现出对古书问题的认识将导致古史史料学上的某种概念。
    谈到《古史辨》对古史史料问题思考的情况，我们很自然会评论到顾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即“层累说”。对此，完全应当首先指出“层累说”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上的正面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古史研究而言。我认为“层累说”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二：一是它非常必要地指出了在古史记述资料中确实有“非法”生成的部分。所谓“非法”生成，就是指不是在真实的事实基础上形成的记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少数学者在对古史记述的认识上似乎走到另一个极端，即为与“疑古”的方法论争，将古代所有对于古史记述的资料当作字字确凿，这应该是滑得太远了。主张对古人记述资料中“非法”生成部分的辨认，这是顾先生的历史性的功绩。因为传统史学中总体上是无此认识的。虽然自宋代起已有学者在局部就此类问题提出过质疑，但形成方法上较为深刻的认识，并试图构成近代以来古史研究方法的某种规范，这是顾先生等的“疑古”的研究所推动的。应该说有顾先生等的“疑古”的研究，才有中国古史研究的近代水准的要求。二是它通过少数个案成功地指出了，历史上特定时期（从已确认的个例看，主要是指古代较晚的时期）形成的某种古代文化-政治行为会导致生成对古代较早时期亦即所谓传说时期历史事实的“非法”记述。换言之，我们不应绝对否定在特定情况下，古人对古史的记述资料中确有出于某种程度的编造甚或伪造的。但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层累说”的主张都需要有补充：首先，应同等重视古史记述资料中“有理”生成部分之具有不同特征的存在；其次，对当代研究重要的是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都应对需确认的案例寻找充分的证据；最后，实际上应当认识到，就已知的全部古史记述资料的情况而言，在先秦时期发生的可用“层累说”完满解释的古史记述生成过程脚本可能是很少的。就这一点，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应可作为一个例证说明某些问题。因为钱文实际上是验证了刘氏父子有否可能在文献问题上作伪，而结论是不可能。这说明“层累说”并不构成看待古史记述资料意义问题的完整工具。
    从中国古史研究史料学概念建设的角度看，“层累说”最重要的意义是表明了对古史记述资料的生成过程的认识是构建可靠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关键。“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由于主张古代存在过一个对古史记述资料系统造伪或编造的过程，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中国古代古史记述资料生成过程的理论。顾先生对古史记述资料生成过程的这种关注，以及将其作为解决古史史料学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我认为是不错的。问题是顾先生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假说下，所提出的古史记述资料的生成过程是否如实。现在看来，“层累说”有较为简单化的方面，从而可以说虽然“层累说”在学术史上是有历史性贡献的，但其本身对于复原古史记述资料生成原理这个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目前学术界所掌握的诸多新资料的情况看，“层累说”的基本逻辑可能是不成立的。古史记述资料生成的真实过程可能并不如“层累说”主张的那么简明。现在很多研究对于《古史辨》在古书和古史问题研究中的具体得失分别作出评判，但更应当注意的是，在“疑古”的研究的问题上，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整体认识，也就是对“层累说”对于古史记述资料生成过程的解释合理与否的认识，是影响整个古史研究之方向及其要求是否正确的关键。这恐怕是中国古史研究在史料学原理的建设上继上世纪《古史辨》的重要工作后将其推向更深层次的必有的一个认识，我想应引起古史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