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的问题，也是中国伦理的大问题。几代同堂往往受到赞扬，但是实际上往往很少，因为统治者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税的。比如商鞅变法就有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要分家，独立门户，赶快生育，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统治者拼命表扬四世同堂、多少代不分家等，但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征税等希望都是小家庭。大家庭的伦理一直是作为一个典型，实际上仅仅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实际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人口离开了农村，将中国最后的宗族观念的基础瓦解、消解了。现在广州城里，有几个是大家庭呢？现在各地修家谱、族谱，什么地方的人最积极呢？老家的，县城某某修谱会等。这种伦理观的维持，是靠原来的体制，把人都束缚在土地上，户口不能迁、人口不能流动，但是如果人口频繁流动了，这种观念就会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需要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促使很多观念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例子，上海已经连续15年本地户籍人口负增长，已经到了维持人口更替的最低标准，已经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适当多生一点。上海市这几年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胎，取消对不生育子女家庭的奖励等。这主要是社会的变革造成的，现代人主要依靠社会保障，靠子女供养观念基本上消解了，相应的伦理观也就发生了变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观念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从“均贫”到“重富”
    第三个观念是义利观。中国长期以来，财富的来源主要是两个，即所谓的“耕读”。耕就是农业生产，读就是通过科举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古代一个家庭被称为“耕读传家”，就不得了。中国古代商人要么非常低调，要么就结交官府，到了清朝时就买一个候补道台做做。很多商人即使赚了钱，也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归到儒，培养他们念书，或者想办法买一个官做做。
    传统中国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这一点大家好像都有误解。中国历代都是“权力所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过是为皇帝管理资产，皇帝可以随时剥夺。皇帝剥夺财产，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传统中国从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汉朝时每年财政收入分三份，一份是政府开支，一份用于皇帝家族的开支，还有一份最荒唐，给皇帝造陵墓，做皇帝第一件事是先修墓把老皇帝葬掉，还有给自己修墓。
    中国历代所谓的“均贫富”，其实都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基础就是权力。要均贫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来然后分掉，但是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很大的破坏。而且一旦真正掌握了政权，政策马上改变了，如果真的坐了天下，不纳粮，统治者吃什么呢？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不是开了这个门，纠正了对财富的观念，能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确是带来了不少社会的弊病，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一个政府能够把富民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采取了措施，使它真正地富起来，这是了不起的。
    为什么其他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基督教的伦理，原来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新教的伦理就通过对教义新的解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富裕，不仅是你自己的事，而且是荣耀上帝的事，这是为上帝增光。通过正当的手段致富，上帝也有面子。同时又告诉你，富了之后，应该做慈善、社会公益等等，所以你们的富是堂堂正正的。
    根据新教伦理的解释，富说明你有能力，是上帝眷顾你，你也是在荣耀上帝，只要你信上帝就能富，富是光荣的。而中国在义利观上长期是对立的，你要讲义就不能讲利，富了就是为富不仁。我们说富是光荣的，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这话能说吗？多少年来我们灌输的，就是把很多优良的品质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的品质了，如“饱暖思淫欲”之类的谚语就说明这一点。
    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个人的努力，的确还有群体性的提升。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离开了特殊情况，奢谈国民性是不妥当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群体性的这些问题联系中国的现代化，我想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在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等方面的进步已经到了前人所没有到达的高度，我想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