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曾指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坚持使用第一手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作解释、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并且认为“仅仅罗列这些方面就足以表明，就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的时代”①。其中第四点内容，即视野不局限于中国这一点，张光直在《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和《〈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中有更详细的论述。“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进行研究，在张光直看来，正是一种“人类学”的“古史观”。但这一观察，并未阻止张光直得出这样的结论：“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他认为：“事实上民族主义考古学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的，最常见的就是‘文明的起源’这一类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以‘我的文明比你早！’的结论的文章：如毕士博（Carl Bishop）与李济在《古物》（Antiquity）杂志里面不同意见的交换，和滨田耕作1930年的《东亚文明的曙光》”②。
    张光直的记忆或许有误，因为20世纪30年代李济并未在《古物》杂志里发表文章。但对李济的这一印象不独张光直有，芮逸夫也提到过李济反驳毕士博这件事③。探寻文化来源的确是李济在考古学研究中设定的主要问题，但他的“人类史”意识至少与其民族主义情绪同样强烈。他不仅讲述某些文化内容是本土自生，也强调诸多外来因素。自学生时代起他就提出了一个人类学研究的理想状态，即中国人类学家应当注意使自己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去民族化”④。直到晚年接受费慰梅的采访时，他还对民族主义表示过“藐视”：“人是动物。……凡能满足我们祖先的需要的发明，都会得到采用（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妨碍他们）”，例如印尼在旧石器时代可能跟东亚大陆连接在一起、马拉战车从西方传来、安阳的矛头与爱尔兰青铜时代第三纪的惊人相似⑤。
    当此“民族主义”（或译为“国家主义”）似已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特征之一时⑥，若仔细分析李济对文化源流的研究，以及他本身针对“民族主义”进行的表述，都可看出，“民族主义”正是李济极力想要避开的意识形态限制。
    李济领导的现代考古学之兴起，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古史研究的革新如影随形。古代史研究不断地破除正统，重理线索，建设多元的历史图景，与殷墟、城子崖等地发掘互为印证⑦。但李济不久即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层，试图脱离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古代国族世系，更纯粹地依赖地下遗物。这一做法使“正统”观念愈加淡化，为此后往更远的北方、南方区域寻找中国境内早期文化的原始遗迹奠定了新基。本文试从李济本人的论述出发，梳理其对中国早期文化的研究脉络，并比较同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以证明李济对“民族主义”的反感和矫正的努力。
    一、理想：“去欧洲化”与“去民族化”
    约在1920年，李济写下了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⑧。体质人类学成为李济在哈佛大学学习的主要科目。他曾说，那篇最终定名为“中国民族之形成”的论文，在开始的时候是“实验性质”的，是他想把新学到的人类体质测量方法利用起来，去测量剑桥与波士顿等地的中国学生和华侨⑨。但在进行了111个人的体质测量并结合分析到那时为止的其他中国人体质测量的材料之后，他发现了“现代中国人体征的极端复杂性，而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纯一的种族”。正因为想进一步探索这种复杂性的形成过程，他开始寻找其他资料。一种是历史上关于城墙建造的记录，他认为这些记录可以用作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演变的指数；其次是宗谱中所记载的中国人的姓氏起源，这是一套说明北方部落逐渐渗入中国地区的资料；此外，还有对一千五百年来中国人口资料和各种历史记载的研究。最终李济得出结论，即“构成现代中国人的，共有五个大的民族单位和四个小的民族单位”⑩。
    这篇论文实际上消解了“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人种单位的想象。而他通过典籍记载所进行的复原，除了民族的种类之外，还包括诸民族的迁徙经过，即历史上由北而南的数次大规模移民。故李济真正踏入研究领域之后，首先破除的便是他曾经在志向中表达出来的观点。即“中国人”不是一个内部纯粹的整体，“中国人”“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实际上也成了“伪”命题。他发现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正是“中国人”这个混杂集合的形成过程。
    在这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李济还发表了一篇短文，名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对人类学的基础以及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很概括的观点。即“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基础并不稳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能否在真正科学的意义上研究自己？能否像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通过快速转动眼睛来观察自己眼睛的形状和颜色？欧美人类学家似乎并未意识到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他们想当然地把已知的生物进化法则运用到关于人及与人相关的其他事物的研究中去。李济提出，中国的人类学家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可能摆脱欧美人的局限，对进化理论有新的认识。